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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弃医从文：救亡理路与文学自觉
考察“鲁迅文学”
的起点，需要重新打开“弃医从文”
的故事。
《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提及由幻灯片事件引起的“弃医从文”
，在叙述完幻灯片事件后，《呐喊·自序》简略交代了其思路的变化：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6]
这一过于简省的描述，成为我们普遍接受的有关“弃医从文”
的理解，缺少对其内涵的进一步挖掘。
“弃医从文”
背后有文学的自觉，与苦心孤诣的救亡理路相关。
“弃医从文”
的第一个行动，是办文学杂志《新生》，主要成员是周氏兄弟和许寿裳，其实三人已形成一个新文学团体，杂志计划中途“流产”
，此后鲁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学行动：一是在《河南》杂志发表系列文言论文；二是与弟弟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
“弃医从文”
的内在理路，就在这两个文学行动中。
五篇文言论文是鲁迅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主张。
鲁迅发言的动机无疑来自当时先觉者共同的问题意识：近代中国的危机及摆脱危机的策略。
取法域外进行变革已成共识，分歧在于不同的思路，鲁迅留日时，近代转型理路已经历洋务派器物层面和维新派制度层面革新的失败，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前沿东京，失败后赴日的维新派开始思考自下而上的民众启蒙，革命派反清革命运动方兴未艾。
五篇文言论文对“物质”
“实利”
“黄金黑铁”
“竞言武事”
的批判，针对的是洋务派；对“众数”
“义务”
“国会立宪”
“汝其为国民”
等的批判，针对的是维新派。
而对“汝其为世界人”
的批判，则又可能将矛头对准了“新世纪派”
的“无政府主义”
主张。
面对“扰攘”
不休的“新学之语”
和“所见不深”
的功利之心，鲁迅试图追问现代文明背后的本源存在，在五篇论文中展开了系列追问：如果说《人之历史》追问什么是“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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