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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
指向显然超出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
，指向一个更大的存在。
张承志曾在《鲁迅路口》中揣想，当年邻家女杰秋瑾和同乡英豪徐锡麟的引颈就义，是否激起后来以墨偿血的冲动？我不禁也想，当辛亥革命传到绍兴的时候，正处在文学计划挫败中的他也曾短暂激动地呼应，但内心是否仍执守着留日时的文学初心？20世纪20年代后期屡以革命自嘲文学，晚年“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
背后，是否真正动摇过文学的信念？
他与文学之间构成了一种情到深处一言难尽的关系，对于这一生最密切的存在，保持了一种固有的沉默，终生如影随形的“文学”
，也就构成谜一般的存在，并不断溢出深厚而独特的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终其一生的现实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
的存在。
留日时期引介“摩罗诗人”
，就神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3]的文学意向，终其一生，鲁迅以文学为促进中国现代精神转型的行动，展现鲜明的行动性，践履了其早年的文学信念。
文学在他这里，是介入现实与参与历史的社会行动，是追问自我与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他的文学深入切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既反抗外在的黑暗，也反抗内在的绝望，在向内和向外两方面同时拓展，向外的深度与向内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因深切生命体验的参与，其现实的思考与战斗显出独有的深度，在鲁迅文学中，个人与时代、现实性与体验性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并相得益彰。
从小说、散文诗到杂文，鲁迅以行动赋予文学意义，所到之处，不断展现新的文学景观，拓宽我们对“文学”
的认知。
因其示范效应，小说由边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杂文更是几乎凭鲁迅个人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散文的重要部分。
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4]同时又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
[5]“鲁迅文学”
说明，文学性不是从过去时的“文学概论”
来的，而是由文学者的当下行动赋予的。
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
已超越诸多流行文学阐释的界定。
以艺术和审美为宗旨的现代纯文学观，无法穷尽“鲁迅文学”
的复杂性；以“作品”
为中心的现代阐释观，顾及不到作品背后更广大的文学者；以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单一维度，也看不到鲁迅文学现实性与内在性的相互关系；将鲁迅文学的现实关怀简化为“感时忧国”
并进而打上不够“现代”
的标签，更与历史和“鲁迅文学”
相隔。
鲁迅的文学行动带动了文学与思想、艺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诸多信息，必须溯源到更为本源的、整体的和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
。
虽然难免被无意与有意地误解，虽然曾遭遇被“超越”
和“断裂”
的冲动，虽然被应试化和消费化的阅读所抱怨，但回归自我与现实，回归“文学”
本身，人们终会重新发现“鲁迅文学”
的价值。
这样一个不以流行文学为意的人，他的“文学”
却保持了最恒久的魅力，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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