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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吉田走后，继承他的历任总领事之类，所谓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对我的拉拢手段，也都不比吉田茂差多少。
因为他们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忠实服务的“一莲托生体”
，所以对我的方法手段，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面是这样，就是历任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下的军官等，也都是和他们的外交官一个样，也是时常地邀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帮羽翼，吃饭喝酒地进行“联欢”
。
当然，当时的我，也有时要趋之唯恐不及地还请他们的了。
每当新年或是我的生日，那些外交官和军官之类，也都照例要来祝贺。
在日本天皇的生日时，日本的驻津司令官还邀过我去参观他们的营房。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过去华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国天津来见我，把日本在“南北朝”
时代的一个所谓“忠臣”
，在樱花树刮掉了的皮上所写的两句暗示忠诚的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写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来给我。
这岂不就是暗示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里，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长出来的，况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围，也并不是没有能够对你拼出生命来‘尽忠’的‘忠臣’啊”
的深远意思吗？这只是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个显著例子罢了。
此外，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
总而言之，不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的所谓外交官，抑或是当时的所谓军人和所谓政客，甚至是偶尔“慕名”
来访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这里来的，可以说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种什么所谓使命和目的，所以总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拨、煽动等不稳的言辞，来对我做一些火上浇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我的行动。
像是这样的随时的煽动和**、暗中腐蚀和浸润的外来的力量，对当时的我，确是起有很大坏作用的。
我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不但没有丝毫感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对于“额外同情”
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里，生出了一种感激的心情。
同时还使我对日本的所谓“天皇制”
的反动制度，生出一种艳羡的心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君臣道义”
的行动非常彻底，所以它才会在所谓明治维新的伟大事业以后，以一个区区东洋三岛的地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一跃而变成为世界上“列强”
之一，归根到底，都是它把所谓“尽忠报国”
和“忠君亲上”
的“道德精神”
，一直始终地保持到现在的缘故，所以才一跃而成为“列强”
，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国却是怎样呢？由于失去了帝制这一个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据，各自争取地盘，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在我左右的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的老古董，如郑孝胥等老古董就曾对我说过：“你要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先有实力，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实力可言！
得怎样办呢？那么，就先必须依靠外援，借它们的实力才行。
而列强中的日本，既是我们的近邻，况且又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制的国家，它的武装力量，又是强大异常，特别是它平素又对我们抱有相当的好感，这是绝好的外援，我们不依靠它还有谁能依靠呢……”
像是这种和日本帝国主义首相田中义一那篇臭气冲天的所谓“上奏”
有同样格调的议论，在当时听入我的耳中，却是觉得言之有理而点头称赞的。
于是，在我那充满头脑的反动统治思想中，既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不时地送来别有用心的煽动言辞，更从我那些“左股右肱”
之中，经常不断地在我耳旁，吹出这样的反动谬论，我于是一天一天地越发堕入到不可救药的病势当中了。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北伐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为要挽救北洋军阀面临崩溃的命运，遂浑水摸鱼地派出了侵略军白占了我国的山东济南。
不久，驻天津的日本军司令官借着这个机会，特意使司令部的参谋，到我这里来，对我做了一阵胡吹乱嗙，如日本武装力量的如何强大，中国军队的如何不值得一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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