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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用这种花言巧语来对我做了对症下药的**的。
而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我，竟在这种私利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完全相信了他的骗人鬼话，居然认为这乃是“恢复清朝祖业”
的千载一时良机，同时还认为这个土肥原贤二，乃是在当时关东军中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就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无条件地应允了他的要求。
固然我在当时所受到的愚弄欺骗，就如同是“周瑜打黄盖”
一样，完全出于我的心甘情愿和自作自受，但是却使我从这一无可补赎的罪恶教训中，更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以利合，以利分”
六个字足以尽之。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想利用我来实现它的侵略统治野心，而我则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来达成我使清朝封建统治复活的迷梦。
于是二者之间，便生出这样的结果来。
就是说日寇用“利”
字来作为钓取汉奸的香饵，汉奸则是为了这一“利”
字，才自愿地上了钩。
所以我对此的结论是：汉奸应该恨帝国主义者的祸害自己祖国与同胞，应该恨他的彻底坑害了自己，而不应该恨他在当时为什么要欺骗、玩弄自己。
这纯粹是立场的问题。
如果不这样对待这一问题，那就等于说，日寇如果没有欺弄我而真正帮助我复了辟（当然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干的）的话，那么，难道就应该感谢它吗？因为我联想到立场的重要，所以拉拉杂杂地做了以上的心理分析。
还有，当一九四六年，我从苏联赴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受审作证时，曾听说土肥原战犯当时在天津得到了我答应赴东北的诺言后，他曾立刻把这一消息用电报报告到日本的陆军省。
从这里也可以完全看出日本的要利用我，本是早就预定好的一贯阴谋计划——早就决定好了的既定计划。
同时还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走上背叛祖国、给日寇当走狗的这条罪恶道路，也是由于我的多年处心积虑，才会产生出来的罪恶后果。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当我会见了这个血腥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答应了这一万劫不复的卖身契约之后，我并没有把这件“机密大事”
告诉我自幼的业师陈宝琛和一贯与陈做同样主张的胡嗣瑗，因为他们的持重审慎的主张，这时在我耳中听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悦耳了。
我只是极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一贯热衷冒险、不顾一切的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
足见我本是从心里愿意潜赴东北去干那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的。
因为恐怕陈、胡二人从中阻挠，所以我才向那和我志同道合的郑氏父子去披心沥胆而悄悄协商“大计”
。
果然他们父子二位并没有辜负我的所谓“知人善任之明”
，立时对我表示了完全赞成，于是就决定令郑氏父子和我一同潜赴东北。
阴谋甫定，果然日本驻津部队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便跑来和我商洽赴东北的具体办法。
当协议妥当之后，他更谆谆地叮嘱我：
“此事千万不要让日本领事馆方面知道，因此必须首先瞒过院中日本警察的眼目才行！”
固然吉田并没有把非隐瞒不可的理由对我明讲；我在当时也未多问，但我现在想来，大约当不会超出下述的这一原因：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惯用的一套手段。
为了顾虑他的政府立场，逃避世界人民的正义指责，所以才想出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愚蠢办法来。
请想我自离开清宫以来，不论是在日本公使馆里，抑或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他们不都是一向把我放在手掌之内！
甚至从北京到天津的脱逃，也是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实现出来的！
他们这些年以来的处心积虑，甚至不惜搭工费力地把我当作他们的“药笼中物”
，为的都是什么？还能说日本军部想把我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去，日本的当地总领事馆等机关单位会不赞成？这就和日本政府的堂堂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公然地嗾使部下炸死了邻国的地方首领张作霖之后，只归罪于少数执行政府秘令而实际下手的负责凶手便算是了事一个样。
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次也只是为了先放出“日本领事馆根本未曾与闻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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