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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
的草稿拿给我看。
同时，专门操纵我的吉冈安直，便也来替我出主意道：“在这‘诏书’里面，应该添上‘依存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
并说：由我这样地亲笔增改这篇“诏书”
的价值更增大了。
我于是就在“从命如流”
的一贯老态度下，亲笔把上训三项写出，交与郑孝胥看。
当然郑孝胥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只表示了“依存”
二字不太像中国话，因而把它改为“依赖”
二字。
于是这篇由日寇示意，由郑起草，由我增改的伪“回銮训民诏书”
便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先安排、适时导演下，和在我同郑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东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态出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为什么会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
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赴日本时，关东军方面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使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
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伪“诏书”
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
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五月二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
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
中添上“依赖不渝”
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
并“一德一心”
的字样不可？
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移转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当时的人心而让他们暂时可以在“日满一家”
和“一心同德”
的骗人烟幕下，迷失了民族应走的方向，这样便可以逐步把敌伪的罪恶统治基础巩固下来。
等到相当巩固以后，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下来“伪善”
的假面具，露出了侵略者本来的凶狠面貌，来做那鲸吞虎噬的如意打算。
也就是说，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它对付台湾和朝鲜的老办法公然拿出来，套用它一贯行之有素的“插条嫁接”
的最后绝招，由“精神上的一体”
，再逐渐过渡到后来朝鲜总督南次郎所大声叫嚣的“日鲜一如”
和“满鲜一体”
之类，来达到它那“八统一字”
的白日梦呓和痴心妄想。
又如后来它索性拉下脸皮，硬把裕仁的神话祖先——“天照大神”
弄到伪满来，强迫所有的人们都要拜它、祭它与恭敬它。
还诌出一个“伪满建国元神”
的鬼名堂，打算拿这种宗教上的侵略来达成民族同化的卑劣野心。
所有这一切可耻罪行，还不都是由于这次的伏线所给引出来的吗？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要用放长线钓大鱼的一贯阴谋老套数，同时还可以看到汉奸飞蛾投火、愚蠢的实际行动以及甘心认贼作父的卑鄙可耻面目，此外，还可以把它联系到其他种种方面，如所谓“日满亲善”
的本质和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等等。
另外，还可以从这篇伪“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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