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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敢承认这一点。
只能是对他施展出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个干净说：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实。
编造出来的假话！”
虽然吉冈安直并没有拿出宪兵问案的神气，向我赶尽杀绝地穷究，但是从此以后，德穆楚克栋鲁普便不能再单独地来见我了。
只能是在所谓正式见面或是在公式宴会上和我做一些仪式上的酬酢交谈，并且就连在这种所谓公式场面上，也总有吉冈紧紧贴在我的身边，做着毫不放松的监视，还美其名曰“侍立”
或“陪宴”
呢。
自从这一“侍立”
之风兴开以后，无论我见任何外国人，就连见日本人也不例外——当然不用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与关东军有关方面的军官以及在伪满的日本人伪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这个吉冈，以伪“宫内府御用挂”
的名义，寸步不离地在我身旁，做着“侍立”
或“陪宴”
的差事。
现在再谈谈关于汪逆精卫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当汉奸汪精卫登了伪南京政府的“大宝”
，访问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后，也曾以后辈汉奸的资格和“睦邻”
的名义，访问了伪满。
当他决定要到长春来的时候，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并说我应该亲到“新京”
车站去迎接他。
理由是：他也是“一国的元首”
。
我为了献媚取悦日寇起见，便厚颜无耻地对吉冈说：
“日本天皇所派来的秩父宫（雍仁）殿下到满洲国来的时候，这当然我根本应该亲自到车站去恭迎，但不愿意同样去迎接汪精卫。
我怎能把汪精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样看待？”
说实在话，我所以要表示这种态度和发表这样谈话，除了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欢心而产生的卑鄙谄谀念头，当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甘亲到车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
那就是汪过去在辛亥革命当时曾一度潜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银淀桥畔埋下了炸弹，想要暗杀我父亲载沣。
这也就是我在这反动阶级本质的本能作用下，对于汪一贯心怀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
一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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