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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局限的人名单之后，便把它交到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做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
不，就连当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以及在该处被苏联军逮捕以后，我还是在吉冈和他手下的一名喽啰——日本宪兵的四只眼睛监视下，受着最后的“保护”
。
直到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了通辽之后，由于苏联军的伟大力量，才把我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
从那时起，我才算是由历时二十二年有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
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从那时起，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才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己、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在伪满当时，所谓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说是孤高在上，毫无根底可言，只能是仗着在反动封建末期社会中的空头地位，利用这一点作为我在当时的唯一政治资本。
也就是纯粹靠着这一笔空虚的本钱，当上了专门供日本帝国主义尽情利用的罪恶工具的。
正如以前各项中所说的那样，我在伪满当时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个人家庭中的一颦一笑，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来的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杜渐防微”
眈眈虎视下，受着周而且密的监视，以及其他种种有形的限制和无形的防范。
曾在我身旁多年，给我做过一贯帮凶工作的所谓“前清遗老”
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死的死，变的变，离的离，散的散。
即或如胡嗣瑗、商衍瀛之辈，尚始终留在我的身边，但是处在当时那种“时不利兮”
的环境下，并且日寇的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地笼罩住当时的整个空间，所以那些久已过时的“老古董”
，不但都成了强弩之末，并且是为了苟延残喘，真是连一篇聊泄不平的文章都不敢写，聊表寸心的诗句都不敢题，只能是蜷集在我那有限阴影之下，过着委曲求全的失意生活。
郑孝胥被关东军给撵下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竟自遭到关东军的多方刁难，终致悒悒而死。
罗振玉也是在关东军的“敬远政策”
下，了却他的亲日一生。
胡嗣瑗则是因为当本庄繁恶事做尽被调归国，武藤信义新来继任之际，向我建议，叫我可趁武藤新官上任的机会，向其提出缩减伪总务厅长官政治上权限，而使各部伪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的要求。
我遂把这种意见写出概要对武藤讲了一遍，武藤对此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份意见节要拿了回去。
我和胡还认为庶几有望而做着殷切期待呢，可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位“汉奸司令”
的新主人，却一直保持着缄默，既无任何征兆可见，又没有什么反响可闻，就如石沉大海一般，消息全无。
结果是，这帮帝国主义分子，探知这一提议，是由胡的建议而来，于是胡便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当那伪宫内府的秘书处长，而被明升暗降为伪参议府的参议了。
但是这一伪参议的席位，也并没有使他占据多久，便把他一抹到底而使他退出了伪满的所谓政治界。
还有，按照伪满当时的惯例，凡是属于高级的伪官吏，当去职以后，差不多总是在一些所谓的“会社”
（公司）里，给他们找一些不工作光拿钱的相当地位，让他们享几年变相资本家之福。
可是对于胡却不然了：在他去职以后，便立即失了业，以致专门靠我出钱来养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才算完事。
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胡的行为，所以才这样对待他的。
至于在伪军中的，我的那些家属、宗族、亲戚以及亲信之类，也都是在日本人、伪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层层严密控制下，犹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伪军的各机关、各部队里。
和我既不能有所联系，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处于互无联络的状态。
所以在当时的我，已经是除了在伪宫“内廷”
的一亩三分地中，尚有我自由回翔之余地，其他各方面，完全是条条道路都走不通的了。
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给介绍了谭玉龄，我们便结了婚。
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过了几年之后，她便患了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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