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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伪满帝制时代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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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凄风苦雨弥漫了全东北的时候，我还在吉冈安直的牵线下，忍心害理地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当面给他们打气，命令他们更要努一把劲，务必要从久已筋疲力尽的人民手中，挤出无可再挤的粮谷，以便从速运往日本去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
。
当然，由于我的带头祸民利敌，那当仁不让的张景惠和那红了眼的饿狗——武部六藏，更要摩拳擦掌，振振有词地去做积极布置了。
于是就由他们传知于当时正在长春开伪省长会议的各伪省长，由省而县，由县而各地方伪官吏、伪警察，更在各地方的村镇头目以及地主、恶霸、流氓、特务并当地伪协和会会员的诸恶共济下，更进一步加强了劫掠粮谷、物资的广泛罪恶活动。
就是这一疯狂的最后挣扎，逼得多少东北人民悬梁觅井，多少东北农村家破人亡啊！
东北人民就是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听到了从北方传来的一声炮响。
原来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苏联红军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庄严地宣战了。
跟着就以泰山压顶之势，分成四路大军，开始了解放我东北人民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
第一路苏联大军从后贝加尔湖方面直指长春及沈阳。
十二天的工夫，就把敌伪的总巢穴长春和沈阳从十四年的沦陷苦海中解放出来了。
以承德、锦州为进军目标的苏联第二路大军，也以破竹之势，节节扫**着日伪强弩之末的抵抗，做着怒涛般的迅速前进。
以解放吉林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三路大军，以解放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四路大军以及从事协同作战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等，在我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作战中，各方面都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一向夸耀的关东军，解放了沦陷十四年的全东北。
在敌伪那方面说来，在这十几天中，真可以说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个个都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那个曾在伪满十四年中，作福作威达十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当听到风声不好，察觉到大势已去的时候，于八月十一日前后的一天，带着既紧张又仓皇的神情和神气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曾先后来见我，对我说，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
将退守“南满”
，再准备同苏联军“决一死战”
。
并叫我即日带领家属等移往通化大栗子沟（当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参议等差下多将全部移往通化，只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在长春）。
我因为和我同行的家属以及用人并行李等物甚多，当天实在无法动身，便再三向他们做了下气悲声的苦苦哀求，结果是还没有白白恳求，总算是好歹先得到缓限三天的“恩准”
。
但是吉冈安直却已在心烦意乱之余，现出了凶狠的颜色，恶狠狠地警告我道：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会首先把你杀掉！”
但在当时，我内心里最害怕的倒不是苏联，而的的确确是狠心辣手的日本。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已确实感觉到，这回日本定会彻底失败无疑，伪傀儡组织，这次也定非随之垮台不可。
但我同时也已认为这乃是当然无可避免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日寇在失败之后，可能先消灭我来灭口的这件事。
因为是，我正被人家完全握在手掌之中，叫我死我便不能活，可有什么办法可想？
为什么当时在我主观上，竟会发生这样的想法呢？说起来话长，这倒不是一朝一夕突然产生出来的思想，而是由于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年操纵下，产生出来的奴化自卑感，同时，这也是在我那一贯疑惧丛生的心理下产生出来的东西。
固然以常理来讲，日寇和汉奸十四年相依为命的龌龊关系，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样一贯为虎作伥的大汉奸来说，既不惜卖尽祖国东北的一切主权，更始终忠实地执行着日寇的侵略政策，而且是再接再厉地支持了它的侵略战争，死心塌地地当着它的忠诚帮凶，难道在它失败的时候，立时便会杀害我吗？可是我所以要这样疑惧不安，也并不是没有我的独特见解：那就是由于我的绝对自私自利阶级本能所产生出来的。
同时，这也正正说明了我唯其是事事鼠目寸光地只能看到自己一身的当前利益，同时另一方面我又在空虚、孤独、胆小多疑的本性下，成为一个贪生怕死的无骨懦夫。
因此，在我当时的心理中，就发生了严重矛盾的几个方面。
例如，既是专门靠贴日寇以图维持自己的汉奸统治者地位，因而抱有崇日亲日的思想，同时却又存在着极端恐日的思想感情；而且又由于日寇经常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我的意愿——受它的约束限制，致不能达到我一贯朝思暮想的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迷梦，所以我就在“崇”
“亲”
“恐”
之外，还掺杂有相当的“怨”
和“愤”
的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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