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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由于接见了家属,对于祖国人民的种种大公无私的照顾和培育,感动得落了泪。
有的加深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恶,特别是从新旧社会实际对比中,深刻感到了祖国人民的恩情;有的由于家人的勉励和帮助,消除了自己的消极悲观情绪;还有的因此认清了自己的前途和家庭以及祖国前途是一致的道理……总之允许接见家属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各自的学习改造上,都是起有绝大鼓舞力量的。
我也从这一事实教育中,开始认识到:
不论是对我们在乍一回国时的强制学习,以及对于我们而后循序而进的文件学习,或是检举认罪和许可与家人通信并这次的允许接见家属,等等,没有一样不是为了我们的学习改造和争取重做新人。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但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百余年来三重枷锁下,完全解放了六亿人民,并且还把它那无所不照的温暖光辉,也同样照耀在像我这样人的身上。
我感到新中国的一切一切,就好像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熔的大洪炉一个样,不论是怎样的顽铁,怎样杂质的矿材,只要一进入其中,就没有不被熔化的。
真是的,自从我重又回到祖国以后,数年如一日地一直在共产党毛主席的伟大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理想光辉下,受到了父母般的照顾和关怀,而且得到了不断学习、不断受到实际教育的机会。
这不能不使我这个在旧社会里被认为是罪大恶极、不堪救药的顽固反动分子,也渐渐能够经过畏惧、疑虑、愧悔、感动的漫长过程而走上对伟大的共产党、敬爱的毛主席以及深恩厚谊的祖国人民政府表示衷心感激的新道路。
我认为我妹妹所说的那句话:
“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我们实在太好了!”
是能够完全代表我的整个心情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终身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有许多位解放军首长到这里来,并找我和我弟弟去谈话。
我万万没有想到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也在其中,因为我在报纸杂志以及电影上时常看到两位元帅,所以我一见就能认识,像是这两位曾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解放事业中,奋斗几十年劳苦功高的伟大将军,竟和像我这样的人谈了话,并且贺龙元帅还给我以勉励。
我居然会受到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破格待遇,真是太受感动了,真是我永远也不能够忘记的又一件事!
四、李玉琴
在“八一五”
,苏联进军解放东北,日寇使我和我的家属逃往通化大栗子沟以后,吉冈安直更令我逃往日本。
这时我就把我的妻子婉容和李玉琴等都留在那里,我便乘飞机飞到了沈阳,被苏联军逮捕而赴苏联;而婉容以及李玉琴等则在人民解放军光复了通化之后,婉容不久得病而死,长春解放后,李玉琴便被解放军遣送回家。
一九四八年在苏联伯力,溥杰接到他的妻子嵯峨浩来信,信中说婉容已经死去,李玉琴则和他人结了婚。
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个噩耗了。
不过是我和婉容之间的爱情早已破裂,并且也知道她既患有严重的鸦片烟瘾,又曾染有重病,所以我对于她的死,也倒没有什么,可是李玉琴的事,却成为使我烦恼的一个“不祥之谜”
。
嵯峨浩的话,究竟应该凭信呢?还是靠不住呢?
我当时是很难判断这一真伪的,因为我在当时无法能够把这个谜解开。
自从一九五〇年秋季我从苏联回到祖国,更经过了学习改造和检举认罪,一直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所方许可我们和家属通信之后,我才在所方的帮助之下,知道了她的住址。
可是当我抱着试探的心情,给她寄去了第一封信之后,过了两天得到的回答是:原封退回。
我到了这个时候,是不能不相信嵯峨浩的话了。
当然在和其他同犯的陆续得到家人回信的欢声四起的对比下,我不免要“相形见绌”
而感到一种空虚和寂寞。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安慰我,并说她还等着我呢。
从我五妹夫万嘉熙的家信中,因为听说我的五妹——金韫馨和李见过面和通过信,我遂从我妹妹处终于得到了李在长春的确实住址。
我和她取得了联系之后,她便到抚顺来看我,并给我买来了东西,从此我们便经常通信互相做了勉励。
她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常常鼓励我须要好好学习,争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我也经常鼓励她应当竭尽一切力量,忠诚地给祖国人民服务。
从此以后,她曾到抚顺看过我好多次,并给我买来不少书籍和日用品等。
我对她这样长年月地等待我,这样殷切地惦念我,我又怎能不衷心感谢她呢?
同时,又因为回到祖国以后,我在祖国人民和政府的宽大温暖恩情下,得到了学习改造的千载难遇好机会,于是我这个反动思想充满头脑的大反动家伙,也逐步认识到封建社会、封建家庭的腐朽堕落以及黑暗的概略实情和其反动本质,因而也就开始懂得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根本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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