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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个肥差。
按照惯例,崇文门监督负责征收北京城的商税、房契税、田赋、过路费及其他营业性税收,但善耆清正廉洁,非但没有中饱私囊,反而通过内部整顿、清查贪污,将税收净收入从30万两增加到60万两。
善耆的这一做法虽然为自己博得了清廉之名,但无形中却得罪了大批的既得利益者。
仅仅一年的时间,善耆便被庆亲王奕劻借故弹劾,惨遭罢免。
善耆就是这样一个有些偏执的人,在那个贪污受贿、腐败成性的朝廷里,善耆能独善其身,实属难得。
可是仅凭他一己之力,也难以挽回清朝没落的局势。
庚子事件后,京城街市破坏严重,社会治安恶化,为了改善治安,清政府新设立了工巡总局,由善耆担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刚一上任,他就想到了那个传奇的人物——川岛浪速。
善耆听说川岛浪速在日占区任警政事务官,实施的是日本式警察制度,在他严格的管理之下,日占区秩序较好,百姓安定。
眼下善耆正要筹办北京警务学堂,便找到了川岛浪速。
第一次见面,川岛浪速就让善耆印象深刻。
见到肃王爷的第一面,川岛浪速就向善耆毕恭毕敬地行了个90度鞠躬礼和单腿跪拜礼,以此显示自己是个地道的中国通。
言谈之中,善耆发现川岛浪速竟然与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一致。
川岛浪速对善耆说:“如今世上对清王朝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白人帝国主义诸国。
我们大东亚地区应联合起来。”
川岛浪速的话说到了善耆的心坎里,善耆答道:“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若非中日两国提携,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
中日两国,若能长短相补,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抵御白色势力绰绰有余。”
此时,在善耆的意识中,错误地认为日本是大清朝战胜西方列强的亚洲盟友,若能与日本联手,方可保大清基业。
善耆这么想并非没有原因。
清朝在那个时候孤立无援,甲午战败后,国人纷纷向日本取经维新变法,此时的日本采取了拉拢维新人士的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失败之后,也是流亡日本,由日本提供庇护的。
支持维新的善耆,也对日本充满了好感。
在善耆的助推下,清政府赐川岛浪速四品顶戴,并任命川岛浪速为警务学堂监督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全权办理包括毕业生分配定级、任职后考绩升迁等一切事务,并效法日本设立新的警察制度。
这一职务,让川岛浪速在中国拥有了政治势力。
善耆从不徇私枉法,他是看到了川岛浪速的才能,才举荐他当警务学堂监督的,而川岛浪速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在二人共同治理下,京师的治安得到大大改善。
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路口也被设置了木制的“巡警阁子”
。
经过几年公事上的合作,川岛浪速成了善耆府上的常客。
川岛浪速经常给善耆传递一些有关八国联军的情报,这些情报都相当准确。
在善耆面前川岛浪速表现得正直、忠诚、可靠,凡是善耆请川岛浪速办的事情,他都尽力照办。
川岛浪速很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帮助自己升迁。
他出生在日本一个穷武士家庭,十分贫寒,连饭都吃不饱,但川岛浪速很快便借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川岛浪速少年时期的教育中,日本帝国朝野上下都在鼓励拓展疆土,这种意识根植在川岛浪速的脑海中。
15岁那年,他考上了东京外语学校,选学汉语。
毕业之后,他想到中国来,可他穷得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在日军参谋部工作的同乡福岛安正资助了他,并将他介绍到上海从事间谍工作。
到了上海之后,川岛浪速进入“广业洋行”
,这是日本军部谍报机关开设的秘密据点,在这里川岛浪速学着成为一名谍报人员。
为了快速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29岁那年,川岛浪速娶了比自己大四岁的松岗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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