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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于利而行，多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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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
【解意】
孔子说：“如果一切都依照是否有利于个人私利来行事，就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在宋仁宗时期，宰相富弼采用了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留守的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相互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的时候，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该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就会让皇上的龙体欠安。
在几天之后，两个司天官听从了武继隆的主意，于是向皇上上书，并且还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后来，他们的奏章到了宰相文彦博的手中，他看完之后藏在怀中。
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这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情，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
为什么要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呢？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
两个司天官听完之后非常恐惧。
文彦博紧接着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
两个人走之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如果我们斩了他们，那么事情就会公开化了，宫中也会闹得不安宁。”
就这样过了不久，大臣们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这一次还是派那两个人去。
由于这两个人怕治他们的前罪，于是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的东北，而不在正北。
其实这就是示之以威，之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
而将这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应该属于宋朝的赵鼎。
在宋高宗时期，刘豫在山东自立为皇，而且还狂妄地要求天下的人给他这个皇帝进奉药物，而当时的太监冯益正好派人去山东境内收买飞鸽，结果就在那里听到了很多的流言蜚语。
于是，泗州知州刘纲就把这一情况上奏给了朝廷，而枢密使张浚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奏请皇上斩掉冯益，从而消除流言蜚语。
而赵鼎继也上奏道：“冯益的事情确实存在很多疑点，非常值得怀疑。
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家大体，如果皇上忽略了不加以处罚，那么外面的人肯定会认为他是皇上您派去的，这样就太有损于圣德了。
臣以为，不如先暂时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派他到外地去任职，以此来消除大家的疑惑。”
宋高宗听完赵鼎的意见之后，欣然答应了，结果冯益就被调往了浙东，而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张浚认为赵鼎这是在和他唱对台戏，心中很是不悦。
赵鼎知道后说道：“古往今来，任何事情都总是想着处置坏人，那么把坏人逼急了，坏人与坏人就会进行相互勾结，形成朋党，这样反而还更容易招致大祸；如果我们能够缓一缓，不要把他们逼得太急，他们之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相互排挤，不攻自破。
而现在，冯益犯了罪，如果杀掉了他，这样并不能够叫天下的人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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