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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上人舁之。
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但若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且违法不纠的话，那么，这个法令，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
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
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党羽，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所以，一个好的政策，需要贯彻，需要执行，更需要坚持。
在同一部《明史》中，那位了不起的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大轿堪称世界之最，则更是对这种政策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惯例，必须离职回乡，苫块丁忧。
而且，守丧三年，也是规矩。
但是，第一，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劲，很不想走。
第二，朝廷中已经形成的张居正体系的同僚、部属、工作班子，深怕领袖人物的缺席，变生不测，不愿他走。
第三，时年十五岁的皇帝朱翊钧，依赖这位先生惯了，已成惰性，宁肯留下首辅，不放他走。
于是，下令“夺情”
，也就是因工作需要，应皇帝要求，破例不尽孝。
哗！
朝野上下，莫不反对，万历动用“廷杖”
来镇压不同声音。
一百多位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几个人当场被打死。
次年，张居正也觉得民愤太大，便装样子回湖北江陵探丧，走走过场。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写了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
“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
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用的这顶轿子，第一，有里外屋，第二，有服务员，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
（清·梁章雄《浪迹丛谈》），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展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跽。
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博。”
（明·焦竑《玉堂丛语》）
到了故乡，据《浪迹丛谈》载：“江陵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中。”
从以上种种奢华排场，便可了解他要乘坐这顶举世无双的大轿，是他官居一品，拥有特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此，我想，那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坐在小汽车里，只要他的心里没有老百姓，更没有老百姓的疾苦，是不会有什么于心不安的感觉。
所以，要想解决时下轮子的腐败现象，这顶明代名相的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虽几近荒诞传奇，但确实在那个十分讲究官本位的社会里发生过。
因此，不论时过境迁多久，这则座驾故事里面，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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