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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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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散文《过客》。
后来，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
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他的寻求，也是所有的人在其行走的一生中，都会有过的同样感觉。
正如他笔下的那位过客，我们都会有歇一下脚、喝一口水的片刻。
尤其在这世纪之交，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思前想后，应该是不无裨益的事情。
19世纪结束的1900年，为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的北京城，到处是义和团。
20世纪开端的1901年，为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年的北京城，到处是八国联军。
上一个世纪之交，是在一段羞辱的历史中更迭的。
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了一具箍不牢靠的水桶，将要散架，危哉殆哉，很不令人振作的。
一位名叫佩雷菲特的法国作家，在《停滞的帝国》一书里，这样描写他在中国的旅行所见：“遍地是水稻和纵横交叉的沟渠”
，“人粪熏臭了中国农村”
，“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
男人只留一绺长辫外前额都剃光头”
。
如果这位洋人深入地了解，就会发现这具水桶漏水散架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头顶的那根辫子，更多的应该归咎于中国人磕久了头以后，磕得十分麻木的精神状态。
那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首先会看到的，一个最典型的中国动作，就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的磕头。
所以，kow-tow一词，也是最早进入西方辞语体系里的音译汉语。
我手头的一本《朗曼英语辞典》里，是这样解释kow-tow的：a former ese y of toug the ground with the head as a sig，of yieldic.大意是“将脑袋触到地面，以表示尊敬或者臣服的一种古老中国人的礼节”
。
这种拂袖、屈膝、俯身、弯腰、低头、触地，立刻比被磕的对方矮半截的三跪而后九叩，是最他妈令人气沮的屈辱性礼节。
几代人磕下来，不但磕掉了独立人格，磕掉了自我尊严，将中国人磕成精神上的侏儒。
在跨进上一个世纪之门时，这些拖着辫子的侏儒，比那幅破烂帝国的糟糕画面，更不可救药些。
固然，贫穷很可怕，但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贫穷只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愚昧形成的奴化，则是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扭曲。
匮乏的物质，只要用心，几乎不需一代人的努力，就可大有改善。
历史上有的朝代，只不过给老百姓数年的休生养息，就可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程度。
而磕久了头以后的那种麻木的奴才劣根性，就非一时半时所能疗救的。
所以，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读医学专科的时候，终于决定投身文学，立志要医治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先知先觉的精神，也许可以称作上一个世纪初，那晦暗的黎明时刻，一丝闪亮的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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