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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誉他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
这样的评价也是近年来一些人最不愿意听的。
然而，“五四”
以来，一直以扫除腐旧的垃圾为己任，以疗治国民精神创伤为目的，贯彻始终，奋斗至死者，也只有一个鲁迅先生。
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毛泽东总结出来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是事实，更是真理。
从一开始的白话文言之争中，我们就读到了他愤怒甚至过激的誓言。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
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直到他病入膏肓的暮年，写他的精神遗嘱时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明了他从头到尾的人格上的一致。
他的伟大，在于他一生铲除的各式各样的垃圾中，对于国民的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中磕惯了头以后的奴性的揭露，这也是他最具思想光芒的、给予最大关注的命题。
中国人经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桎梏，在那些膝盖一软、矮了半截的侏儒中间，鲁迅，作为一面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是当之无愧的。
上个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组合起来的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的消长，权威的升降，统治者的利用和压迫，有的人当了绅士，峨冠博带，有的人退回到书斋，埋首故纸，有的人唱起了反调，提倡悠闲，有的人走向了革命，更求进取，遂有各式不同的趋向和去路。
在跨入世纪之门的时候，回过头去看上世纪初沸沸扬扬的五四运动，很多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像一阵风地倏忽吹来，然后又像一片云地飘然而去。
如鲁迅坚持到底，画了个完整句号者，又有几人？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更不想听的一句话，甚至会激怒他们，因为这些人通常在洋菩萨面前，那膝盖很容易软下来，有一种由不得要磕头的欲望。
我们不妨闪回一个小镜头：前几年，某个国际大奖的某位委员，隔些日子，就要来到中国，打点秋风，屁股后面某些害了罗圈腿病的中国作家，面露谄色，眼流媚光，将“马”
屁拍得那个响，有如九天轰雷。
这充分说明，能够去掉奴颜和媚骨、不那么发贱的鲁迅精神，即使到了21世纪，中国作家也是用得着的。
鲁迅先生人格之伟大，与他文学之辉煌，同为一体，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握鹅毛笔的英雄”
。
王国维先生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
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1923年，胡适在其为上海《申报》60周年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特别提到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此时，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同志，已分道扬镳，形同水火。
但作为历史学家的胡适，不能不据实而写：“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
它的开创意义，至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位想写小说体裁的中国作家，还得按照这篇最早出现的小说所厘定的大致规范，而不敢背离得太远。
那部《阿Q正传》，甫一出现，即成经典，那个戴毡帽的流氓无产者，立刻进入永世长存的文学画廊，这种无须时间验证的不朽，也可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次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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