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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写出更好的作品,哪怕使出吃奶的劲,也上不去,就在于这种学养上的不足了。
而正是由于功底、内力、视野、悟性,种种学问上不很牢固的缺陷,对待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往往容易首鼠两端,摇摆不定。
倘非一味拒绝,盲目排外,便是五体投地,失去自我。
一方面有人,找出并非鲁迅先生的原话,什么“民族的,即世界的”
来安慰自己的小本经营,自得其乐;一方面也有人,粪土中国文化,作没出息的西崽状,生搬硬套,食洋不化。
汉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那种充满自信的汉唐胸怀,还是应该提倡的。
20世纪,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
反过来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这就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使命了。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的模仿和借鉴?
答: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任何一个作家,都在那条不断继承和持续进展的文学长河里,生生不已,继往开来。
生命有长短,成就有大小,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在鲁迅身上,找到魏晋文人的气质,也可以发现安特莱夫等旧俄作家的影响;你可以在胡适那里,观察到他桐城派治文的严谨,也不难看到培根、杜威等英国作家的风格。
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入作协章程。
法捷耶夫、西蒙诺夫,1949年就到中国传经送宝,我还曾听过他们的报告。
苏联文学译本,堆满新华书店,在中国,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竟成为干部必读。
有一次,我到前苏联,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见到格拉宁,他们那里的大作家了。
谈及中国介绍苏联文学的努力时,他对我们将苏联其实很一般的作家、很一般的作品,也不遗余力地翻译过来,面露讶异之情,弄得我们几个中国人很难堪。
80年代,西风压倒东风,已故的,卡夫卡、福克纳、萨特;健在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又成了风起云涌之势。
在一些文学集会上,要是不口吐莲花,不“咸与维新”
,说出几个洋名词,如“魔幻”
、如“解构”
、如“文本”
、如“话语”
……就成了吃西餐不会使刀叉的土鳖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上,应该说是成功的。
但也有饥不择食、囫囵吞枣者,有什么办法呢?名声的诱引,金钱的蛊惑,出版社的催生,耐不得寂寞的急躁,因而时不时地听说某人的某篇作品,太类似于外国哪篇作品,有生吞活剥之嫌。
甚至来不及改头换面,一些细节,一些语言,都来料加工,组装出厂,引起歧义。
我记得秦兆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某有关单位专门请他出来,对这些窃窃私语、一片叽叽喳喳之声,作过裁判。
但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可不是做DNA亲子鉴定,一滴血便铁证如山。
文学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各一词,难以认同。
哪怕告上公堂,也议不出青红皂白的。
其实,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个时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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