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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知识分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
，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
直到今天，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
凡作家，心气比较高，都不甘雌伏，想法要比别的同行高出一点。
文而优则仕以后，由于仕，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就能得到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
要是凭笔下功夫，真刀真枪，想超过别人，就不是那么轻易了。
所以，时下一些脑袋瓜子比较活的作家，省工省力之计，莫如走仕途。
作家一当官哪怕当一个清水衙门的作家官也会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
讲话有人聆听，名字马上见报，作品容易发表，书籍不难出版。
不用费力就自我提高流品，本来三流都勉强，现在一流还富裕了。
于是，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画脚，像模像样……
当然，他不会听到台下胡卢而笑的声音，因为鬼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其中不存在必然的规律。
可是，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
因为我们看作家，是看他的脑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即使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作品该屎还是屎。
但是，这些人的自我感觉的错位，也真是让人扼腕。
一下子，琴棋书画，全会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弹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东西南北中，到处可见他抓住麦克风，哇啦哇啦喊得口吐白沫、地动山摇起来。
这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的悲哀。
每当遇到这样的壮烈得令人痛苦的场面，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亚说过的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想起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过的“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
的那些明公；当然也会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说过的一句名言：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增加了。
我想，一条母牛下犊以后，自然会生出乳汁，但作家当了官，工资也许增加，才华是不会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于是好作品；评论或许要多一些，出镜率或许要高一些，那是冲着他身上的黄马褂而去的，一旦剥掉了这张皮，照旧狗屁不是。
可是清初诗坛上，王渔洋是当之无愧的、绝对的一流诗人，他这个一流，绝非硬往自己脸上贴的那徒有虚名的“一流”
，而是他在文学上的创见，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
说。
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
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
他强调“兴会神到”
，追求“得意忘言”
，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
豪语的背后，是王渔洋货真价实的作品在支撑着的，因此，底气充沛，有恃无恐，汪洋恣肆，毫无顾忌。
他拥有这份资望、身份、地位，可以对他不喜欢的社会风气，不赞成的时代潮流，加以抨击；抨击不灵，加以棒喝；棒喝无效，祭起尚方宝剑，对作俑者严惩不贷。
倘非王渔洋，换个人，也用这样大的口气讲话，就怕别人要笑掉下巴，就会像鲁迅先生所说，给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了。
看来，作一个文化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很重要。
否则，就是毛泽东嘲讽过的那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的货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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