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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沉不过一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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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赏这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
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么想得开的。
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
的“仕”
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
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
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一秋风”
，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
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
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
，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
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
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
尝集大名土，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
金饼有多重，不得而知。
但三斤白银，价值不菲，手笔也够大的。
那些得不着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
上述“后七子”
的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
“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
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
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
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
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
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
（《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来得太快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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