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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河南人李斯，就显得寒伧和土气了，司马迁说他“为郡小吏”
，钱宁的小说《秦相李斯》，说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姑从此论，顶大也只是个科级干部而已。
估计李斯先生西装是会穿的，领带未必打得好，普通话会说的，豫东口音改不了，因为经常要下乡收粮，过河蹚水，说不定打赤脚，接受过多的阳光，又舍不得买护肤用品，也无法跟那个小白脸的贵公子相匹敌。
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就没有陆机那份风雅了，只能在上蔡东门外的旷野里，气喘吁吁地跟着狗屁股后面，跌跌撞撞、满头热汗地逮兔子，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两人差异很大，但“东门犬”
、“华亭鹤”
带来的快乐，却是同样的。
而且，相隔五百年这两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时候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据《史记》，有一天，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于是，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来讲，就是“厕”
而不是“仓”
了。
凡知识分子，无论其出身雅贵，或来自鄙俗，总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净重，总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恭维，而很少能实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自视甚高。
于是，他让他的老婆烙了几张河南人称之为馍的大饼，上路了。
后来，西去秦国，他发现那里的锅盔才是最适宜携带的干粮，这种不霉耐存的食品，是秦国军人具有持久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由此，我估计，欣赏锅盔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馍的热烈爱好者，否则，不会西去咸阳数十载，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
前几年，经韩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学界有陕军东征之说，兵马俑的后代们，很风光了一阵。
因而我浮想联翩，没准羊肉泡馍比河南的烙饼更助文思。
隶属豫军的李斯，在上蔡蛰伏时，连文学青年也不是，后来，到了陕军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
《古文观止》里收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很棒。
小时候被家长的戒方镇压着，也曾背得滚瓜烂熟过的，当时并不懂得文章的好处何在，但秦始皇从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对他刮目相看。
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这大概是我最早学到的一分为二法。
李斯一开始并未想投奔秦始皇，他虽有不当厕中之鼠的志向，但找一个什么样的粮仓以吃食，起点是相当低的。
所以，告别父母妻子，往东而不是往西，磨洞了好几双千层底鞋，朝山东苍山走去。
这就是农民的李斯，那种庄稼人播种时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的小家子气了。
后来，我也发现，包括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导演、社长、总编、厂长、主任、老板、经理，都得等到小苗从泥土中冒出尖来，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才敢放开手脚，才敢不顾一切，才敢胡作非为，才敢无法无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起来。
那几张老婆烙的干馍，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酱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将来到郢都寿春，在楚国政府里，弄个处级干部当当，也就谢天谢地了。
谁知新来的同学韩非在学塾中大讲国际形势、超级大国、合纵连横、战争和平之类的话题，当然也不乏黄段子、短信息、桃色新闻、小道消息，让李斯顿开茅塞，大开眼界。
农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开化的速度更邪性。
所以，近年来许多极新锐的作品，出自极农民的作家笔下，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李斯觉得时机到了，对荀卿说再见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楚国这个“仓”
，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
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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