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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常使人目迷五色，失态失常，罔顾一切体面尊严人格道德。
在我熟悉的这个无足称道的文人圈子里，那狗屁大的一点权力，也让一班无聊之士，钻营竞逐，排挤角斗，厮杀争夺，咬啃得不可开交。
幸亏赵光义的鸩药失传，不然，多少次的追悼会大概都开过了。
看来，赵老二在开封府肯定有一间秘密的鸩毒制造工厂，产品不止一种，他下在赵匡胤酒杯里的鸩药，更属尖端。
不但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出焕然一新之感，真是太神奇了。
据《续湘山野录》：“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一切显然都按照早就拟定的脚本进行。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
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匡胤之子）。
继恩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见左押衙程德元坐于府门与俱入见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
’久不出。
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
’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
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
’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
（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
’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
修正史者，多为名列庙堂的官员，对于人和事、褒和贬，一字着笔，往往思量再三，持极审慎的态度。
他们对于家国的盛衰兴亡，人物的悲欢离合，也不是心如枯井、无动于衷的，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主流意识，总是要约束个人感情的弛张。
野史作者，多为藏身山林的文人，情绪用事，过犹不及，容易沸腾，容易爆炸，容易在笔墨中透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所以，这种不受官方钳制的民间话语，或许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即使从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上这段文字，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王继恩，怎么说也应该是赵匡胤的嫡系心腹，不然不会让他当大内总管，现在却左袒赵光义，显然早被收买，成了他埋伏在老哥身边的特工；程德元，似乎是赵光义的私人医生，半夜三更，大雪纷飞，坐在王府门口等候，更是匪夷所思的行动。
皇后不得不走当年柴荣孀妻的老路，只求饶命。
近人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案：“太祖病在壬子，次日癸丑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脉，又时当十月，亦无急性疫疠可能。
李焘《长编》记太祖后，泣告太宗，母子之命，尽托官家。
毕氏《续通鉴》，则记太祖后泣，见晋王至，愕然。
何为而泣？何为愕然？事固不难言也。”
谁知是不是王继恩私开宫门？谁知程德元是不是制鸩专家？还有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
的赵普，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大有疑问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从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赵光义的政变，无论怎样掩人耳目，仍是疑窦丛生。
尽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这部记载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对这个“兄终弟及”
的过程，采取了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湘山野录》、《建隆遗事》、《东都事略》等野史，不持官方立场，就没有这种导向上的顾忌了，给后人留下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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