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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二、“国初，庄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
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
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
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在《郎潜记闻二笔》里，其300则，说得更详尽些：“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
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
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在清代的文字狱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桩，后者，株连之广，也算一件要案。
文人们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触怒当局，弄得龙颜大怒，而招灾惹祸，一般都是有“作俑者”
揭发在先，皇帝老子才会动手在后。
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诗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发、打小报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马蜂窝了。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和看戏的“某给谏”
，本来就懒得凑热闹，正好，不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假如，那天晚上，他应邀出席了，不但与剧作家洪异交流创作心得，谈得兴起，还与优伶们格外多干了几杯，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一觉睡到天亮。
我们试设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这个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来。
如果，我们若不把打小报告的“某给谏”
想像得太卑劣的话，他一定要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
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异，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
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
可以想像，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头见面，互致问候。
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也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之类吧！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
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像。
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异，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
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
我想，当后来，“某给谏”
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于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以酒浇愁，最终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会不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吗？否则，这位写《长生殿》的洪昇，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
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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