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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残忍臣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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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
。
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的剥下来，然后塞上草。
想像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
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极凶残的暴君、酷吏和杀人如毛的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
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
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
所以，鲁迅先生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与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称之无赖，倒也恰如其分。
老实说，政治家不无赖者也少，非无赖还不足以成大事咧！
指望他们诚笃、敦厚、善良、质朴，无异缘木求鱼。
朱元璋登基以后，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野史《草本子》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
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把元代血淋淋活剥人皮的刑法继承下来，进行他的恐怖统治，其嗜杀成性的恶本质，就非一般的市井无赖的行为了。
所以，赵翼认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这“盗贼之性”
，才是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盗贼，就是武装了的无赖，其特性就是无所不为地破坏，就是无时不刻地疑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达到目的。
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在压迫下生长，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种毁灭破坏的欲望，格外过敏的敌意，狡诈多变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恶毒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认为的安全底线时，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虑、最干净利落、最省事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字，杀。
从历史上看，不光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质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统治者，其人性中的恶本质，往往无法自控，要杀人，要大杀人，要让刽子手尽量延长被杀者的死亡过程，在无限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最后的生命，其惨无比。
说白了，“盗贼之性”
，也就是反文明的兽性。
文明多一点，兽性少一点；而文明少一点，或者失掉了最起码的文明，社会便堕入黑暗与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蚁都不如。
这种统治者的残忍，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受难的根源。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无产者，大凡开国之君，要没有一点痞子风格、流氓精神，也难以立国。
朱元璋落魄到庙里当小和尚，虽然不好好念经，偷鸡摸狗，明抢暗盗，但划一个赤贫阶级，当无疑问。
不贫他会偷吗？刘邦不但不偷，还能在基层政权里当差，拿工资，而且他老爹在乡下有点田地，富农成分总是有的。
这两人的受教育状况，史传无记。
但刘邦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经得起一试，说明他多少识得几个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会在衣锦还乡时，对众乡亲吼起“大风起兮云飞扬”
那样的顺口溜了。
也怪，中国的皇帝都会写诗，连那位没当上正式皇帝的黄巢，也有一首“我花开后百花杀”
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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