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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怎么样的批评家来说，无论古今，都患有这两种胎里带的毛病，很难治愈。
有什么法子呢？怀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经，凡罔顾客观自说自话，必自以为是。
于是，一张油脸，一双鼠眼，满嘴喷沫，口臭熏人，让人受不了。
评论界的这种陈年痼疾难除，也就别指望当代文学批评史，能够使人多么振奋。
显然，此老为焦大“扒灰”
说、脂砚斋“**丧天香楼”
说所囿，偏往歪处想，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尽管从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讲不偏不倚，讲无过无不及。
实际上，数中国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概全，就是矫枉过正。
好，好到无以复加，完美无缺，恨不能将所有谀词都用上；反过来，孬，也必然孬到一无是处，连本非孬的一切，也挂搭上了。
其实，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怜哪，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码也要得上花柳白浊、杨梅大疮，才对得起列位看客似的。
王希廉一句“色欲虚怯情状”
，这位长门长媳，要在“文革”
期间，就该挂上破鞋游街了。
所以，对于说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说得太坏，坏得不知伊于胡底的文学见解，应该抱老农“听喇喇蛄叫唤，还不种地”
的质疑精神，爽性去他妈的。
因为，王希廉虽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当然耳”
的评论，是不会绝迹于文坛的。
这位经冯紫英介绍来的医生，望问闻切以后，提起笔来，开了一张药方，共十四味，外加两味引子。
对中医药了然无知的我，曾经拿着这方子求教过认识的大夫，那也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他说，这应该是一副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剂，作为医生，总是要聊尽人事的。
酷评家对他要灭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码的宽厚了。
很惭愧，早先读到这张药方，总是一掠而过，从不思量。
后来，我也学着写些东西，懂得写作的“惜墨如金”
和“一字不易”
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个构想，都具有其个性化的特质。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别要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带着有轨迹可寻的个人色彩。
便对大师的这份执拗，感到好奇。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不会介意这张药方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巨册《红楼梦》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药的具体分量、几两几钱都明细标出。
但绝大多数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订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的《石头记》版本，都不买大师的账，通常略去这些细节。
因为，方子已属多余，有这个分量，无这个分量，更不关紧要。
“良工不示人以朴”
，他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
尽管红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为大师的寂寞一叹！
那个最为絮絮叨叨、最为婆婆妈妈的脂砚斋，居然保持缄默，让我意外。
这真痛苦，评论家一失语，读者不就该无所傍依的惶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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