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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一个从山里来的放羊的孩子看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温室，温室里冬天也结黄瓜，结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
我只能这样写。
“好像上了颜色一样”
，这就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
如果稍为写得华丽一点，就不真实。
有的作者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可以不用署名，一看就知是某人的作品。
但是他的各篇作品的风格又不一样。
作者的语言风格每因所写的人物、题材而异。
契诃夫写《万卡》和写《草原》、《黑修士》所用的语言是很不相同的。
作者所写的题材愈广泛，他的风格也是愈易多样。
我写《徙》里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
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
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
作者对所写的人物的感情、态度，决定一篇小说的调子，也就是风格。
鲁迅写《故乡》、《伤逝》和《高老夫子》、《肥皂》的感情很不一样。
对闰土、涓生有深浅不同的同情，而对高尔础、四铭则是不同的厌恶。
因此，调子也不同。
高晓声写《拣珍珠》和《陈奂生上城》的调子不同，王蒙的《说客盈门》和《风筝飘带》几乎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我写的《受戒》、《大淖记事》，抒情的成分多一些，因为我很喜爱所写的人，《异秉》里的人物很可笑，也很可悲悯，所以文体上也是亦庄亦谐。
我觉得一篇小说的开头很难，难的是定全篇的调子。
如果对人物的感情、态度把握住了，调子定准了，下面就会写得很顺畅。
如果对人物的感情、态度把握不稳，心里没底，或是有什么顾虑，往往就会觉得手生荆棘，有时会半途而废。
作者对所写的人、事，总是有个态度，有感情的。
在外国叫做“倾向性”
，在中国叫做“褒贬”
。
但是作者的态度、感情不能跳出故事去单独表现，只能融化在叙述和描写之中，流露于字里行间，这叫做“春秋笔法”
。
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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