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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
我是很爱看风俗画的。
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
讲风俗的书，《荆梦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
我也爱读竹枝词。
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
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
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
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
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
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
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
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
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
我于此有说焉。
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
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
，“这里的人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
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
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
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
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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