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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后盾，经济实力是其他两校无法相比的。
如今联合办学，平分秋色，实非易事。
抗战初期，别的学校也有合办的例子，但鲜有成功者。
例如几所大学曾组建过“西北联合大学”
，就是昙花一现。
西南联大合作办学近9年，在梅贻琦领导下，彼此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内创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树民主堡垒之形象，在战乱年代，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元气，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在内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联大的存在、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是战时教育的奇迹。
西南联大初创的几年里，日本飞机几乎天天来空袭。
学校没有防空设施，每有警报响，作为学校最高领导的梅贻琦也跟一般教师一样往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跑，躲在一片乱坟地里，而且表现出一种沉着镇定、从从容容地气度。
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先生回忆说：“他这一镇定、坚毅、平等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在居住方面，梅家也没有与身份相称的什么公馆别墅，而是和普通教授一样租用民房，阶沿上摆几把椅子，便成了所谓客厅。
后来从花椒巷搬到西仓坡，一栋小楼，楼上是书房和卧室，楼下便是联大办事处，热闹得很。
外出开会办事，梅贻琦多是步行，实在太远就搭别人的车。
自己无车可乘，也毫无怨言，因为他“自作自受”
，在联大成立之初，就考虑到学校人员多用车紧张，把自己的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充做公用了。
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
战时经济困难，教授们的月薪只够勉强维持两三星期的生活。
陈寅恪先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薪水远较一般教授高，也有诗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人手空。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为贴补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等。
再往后，卖无可卖，便打小工或做些小手工艺品卖。
例如闻一多先生就曾挂过刻章治印的招牌。
梅贻琦家境也很困难，夫人韩咏华女士一开始还想为人做佣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名牌大学校长、中央委员的夫人，谁还敢雇，只好作罢。
回家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做些围巾、帽子等女工，或者做些小食品，拿出去卖。
她回忆当时情形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
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
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
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五十分钟到冠生园寄卖。
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教授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
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
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此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过地摊，卖些旧衣物和用毛线头编结的小物件等。
联大的学生也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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