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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梅贻琦住进了校长住宅——清华园甲所。
搬家之后，他首先做出的决定，就是宣布放弃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
家里的佣工，自己拿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掏腰包；学校每年供应校长住宅的两吨煤也被他取消了。
过去历任校长，甲所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公费，由公务员按时送到，他把这一切也全免了。
他认为这些开支虽然款额有限，但涉及观念和制度问题，不可小视。
据梅夫人回忆：“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
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
为了尽可能节俭，梅校长常以步代车，走很远的路。
办公用品能省就省。
清华大学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有他的一些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
校务管理方面，他尽力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办事人员。
他常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
清华大学校长的地位很高，权势很大，每年招生期间，都会有些政界要员、亲朋好友想通过他将自己的子女破格录取入学。
为此，他给有关工作人员定下一条规矩：凡有此类信件，一律不准上呈，也不准签复，只搁在一边了事。
像清华这样一所大学校，那时候并不设副校长，一切由校长一人负责。
梅贻琦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工作，甚至吃饭睡觉都想着学校的问题。
他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回到家里，对公事和人事问题只字不提，有人到家来谈公事，妻子儿女都不准参与。
梅夫人晚年曾回忆说：“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梅贻琦的公正廉明在清华深得民心，受到师生们忠心拥戴，所以其校长“宝座”
也就非常牢稳。
有一次有人闲话时问他：“别的校长在任时间都很短，有的只几个月便被赶走了，怎么你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他很幽默的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平津很快沦陷。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仓促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
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危在旦夕，“临大”
不得不再踏上迁徙征途，三千里路云和月，最后驻足于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并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联大的领导机构为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
，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第一任从梅贻琦开始。
但后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兼任要职，所以联大工作实际上自始至终由梅贻琦一人主持，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梅常委”
。
北大、清华、南开，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
清华由于有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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