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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
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
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
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
潘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
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
这天清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部门通知潘汉年：一位绕道法国来莫斯科的同志，将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请他到车站迎接。
他听后暗暗自问：
“这位来自国内的同志是谁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之后，又和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五姗惨案”
之后，他编辑出版《公理日报》，通过撰写《五姗运动纪实》一文，抨击帝国主义；“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之后，起草发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
随后，在通缉声中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同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
不久，应鲁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入党后，借从事救国会的活动，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不久，由《闲话皇帝》一文，引发出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先生，进而协助杜先生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从旁争取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并取得了成果。
他认为应该尽快把张学良决心抗日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但由几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领导他的宣侠文同志。
宣侠文同志是吉鸿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华南工委书记。
他听了胡愈之同志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也认为应尽快报告给党中央。
这时的华南工委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才能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闭联系。
所以，宣侠文同志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日本邮船去了巴黎。
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替胡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
诚如胡愈之同志所记：“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厂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早在“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
的时代，就认识这位长自己整整十岁的学者胡愈之。
后来又在特科间接共事，并由张庆孚同志介绍胡愈之为特殊―对内外都保密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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