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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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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同志为潘汉年找来的去陕北的交通不是别人，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同志。
刘鼎同志自南京逃出以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4苏区。
他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
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
由于他是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改进了苏区的地雷，创制了小火炮，对杀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遭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
刘鼎等人也因此隐蔽在江西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
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
刘鼎被俘以后，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再转送九江俘虏营。
他自称是红军兵工厂的化铁技师，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尽量寻找机会做些技术活，并有意带徒弟。
待到敌人放松对他的看管以后，遂溜出俘虏营，“在码头找到开往海的船，把钱给了‘扛黄鱼’（拉私货、私客的行话）的船员，被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
刘鼎只身来到上海，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同志，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
刘鼎遂以“周先生”
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养好了满身的疥疮。
越年3月，史沫特莱为刘鼎引来了一位中国牧师，他就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
刘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战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谓是喜从心起。
从此，刘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第一线。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前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间题的复信给宋庆龄。
董在宋处说起，去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
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
，“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
这就促使了刘鼎和董健吾的相见。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
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说：夕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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