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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中共常驻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等人也在莫斯科。
因此，遵义会议改组后的党中央以及新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同志等研究决定：派潘汉年“怀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
转赴苏联莫斯科，向第三共产国际当面报告遵义会议。
这足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潘汉年的信赖和倚重。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于1936年夏季，自苏联返回延安．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立下了功勋，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至于1938年潘汉年返回延安，参加党的穴届六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历史，毛泽东同志也是清楚的，而且也是满意的。
再说，毛泽东同志收到饶漱石的告状电文以后，认为饶漱石不了解敌占区工作的情况，对潘汉年的指控，充其量是所谓饶、陈之争的继续。
他赞成调潘汉年来延安参加七大，很快又召见了潘汉年。
他亲昵地称谓着潘汉年的绰号“小开”
，把潘请到了自己的窑洞中，并极其幽默地说道：
“你在见不到人的地方工作，现回到自己的家还习惯吧？”
“习惯，非常习惯……”
潘汉年的心中没有底数，搞不清毛泽东同志问这句话的用意。
他本想鼓足勇气，一口气把南京之行向毛泽东同志讲个清楚，可是他一听这句话，遂又突然变得犹豫起来。
他理智地镇定了一下不安的情绪，改用试探的口气慑懦地说，“这些年来离开党组织，只身在见不到人的地方工作，错误
“谁都会犯的！
我毛泽东就犯过不少的错误嘛。”
毛泽东突然打断潘汉年的说话，操着谦诚的口吻继续说，“就说遵义会议以后吧，我毛泽东就没有一点错误？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嘛！
就说在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就比我们高明，是他提出把‘反蒋抗日’路线改变‘逼蒋抗日’路线的。
试想一下，如果我ifJ还是坚持‘反将抗日’的路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有今天的形势吗？”
潘汉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番宏论，感到在这位历史伟人的身上有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慑力量。
相比之下，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革命胆识，真是相去远矣1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差距，潘汉年欲要讲清南京之行的原委，越发地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了
“主席，我在敌占区工作当中，的确是犯有错误的……”
“我已经讲过了嘛，有错误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允许的。”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潘汉年的谈话，十分诚恳地说，“我今天请你来，不是听你讲自己的错误，而是请你告诉我所不了解的，或者说已经变得非常陌生的有关上海、南京、香港……的事情。
一句话，你所了解的敌占区的所有的新鲜的事情。”
对此，潘汉年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遵命而为。
但是，他的“心病”
未除，谈话的语气以及整个精神状态都有些失常，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心态中。
毛泽东误以为精明强干的“小开”
有如此失常的表现，是因为受了德漱石告状的影响。
他为了解除潘汉年的精神负担，就像是代表组织作结论似地说道；
“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
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总之，中央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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