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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时代
但汇集不会自动发生。
即使按照现代标准，皮埃蒙特的1848年宪法（1861年之后仍然是意大利王国的规章，直到1925年被墨索里尼撤销）为国王保留了广泛权力，包括指挥武装部队和控制外交政策。
国王的大臣们对议会的责任界定不清，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投票权受到高财产资格的严格限制。
但鉴于皮埃蒙特有产阶级的规模，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宪法依然有助于少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开始商业和政治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皮埃蒙特从最落后的一个公国变成在意大利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保守派不仅愿意支持经济发展，而且有意促进皮埃蒙特现代化发展，使得更广泛的自由方案得以执行。
例如，达泽里奥在1850年引进被称为西加尔第法律的一套立法，削弱了教会广泛的民事管辖权。
这些朝向世俗化的改革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而在1852年，维克托·伊曼纽尔拒绝支持一项引入公民婚姻的法案，以避免与教皇权发生冲突，达泽里奥辞职，加富尔成为首相。
加富尔只想专注于自己的改革方案，放弃了达泽里奥的法案，但关于世俗化的斗争只是被推迟了而已。
1855年斗争再次上演，并最终导致加富尔首次辞职。
当时皮埃蒙特激进分子领导人、1852年以来加富尔在议会的主要盟友，乌尔班·拉塔齐（1808—1873年）提出小宗教修道院国有化的法案，遭到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拒绝。
然而，拉塔齐法案不仅源于信仰，也是为了筹集改革方案所需的资金，表明世俗化与更广泛的皮埃蒙特国家现代化的方案密不可分。
然而，对教会特权的维护动员了强大的反动力量，他们试图寻求国王的领导。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加富尔开创性地建立了由保守自由派、温和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广泛联盟。
这一折中的跨议会联盟为他赢得了机会主义的名声，成为他伟大的政治成就。
在新议会中没有明确政党或政治忠诚的情况下，这一联盟的有效性源自加富尔方案中制度现代化、商业扩张和民族主义的一致性。
然而，维克托·伊曼纽尔同情反动派，不愿接受宪法的约束，也不愿得罪教会，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迫使他在自由派和反动派之间作出选择。
国王急于利用欧洲联盟体系的崩溃，介入英法两国的冲突。
但由于找不到愿意冒险与奥地利开战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任命加富尔为首相。
王朝野心迫使国王与反动派保持距离并与自由党结盟，克里米亚战争成为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外交政策成为1856年后皮埃蒙特政治的优先事项，但它标志着意大利独立斗争更广泛的转折点。
英法反俄联盟的成立标志着自1814年以来主导欧洲国际关系的反法联盟的结束，奥地利在前盟友和前敌人之间摇摆不定。
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而奥地利令人不安的中立使整个独立问题有了新的立足点。
这也是意大利国家协会的宗旨，该协会由达尼埃尔·马宁、朱塞佩·拉·法里纳和乔治·帕拉维奇诺于1857年8月成立。
目标是组织对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支持，并准备对奥地利发动新的战争。
虽然渴望改变前激进分子，但国家协会希望通过制订一个“更为严格的意大利统一方案”
来挑战皮埃蒙特的领导，包括其领导的激进分子、联邦党人、南部在约阿希姆·缪拉继承人领导下支持独立君主立宪制的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而西西里人仍然是坚定的分离主义者。
尽管国家社会党有着强烈的君主主义立场，加里波第和马志尼都给予了支持，马志尼纯粹是出于战术上的原因，而加里波第是出于对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忠诚。
但是，全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有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网上。
这样，当战争来临时，意大利中部亲皮埃蒙特的显要人物就会准备好夺取权力，抢先于马志尼派和其他人。
对奥地利的战争（1859年）
拿破仑三世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原本保守，但扩张主义野心再度复苏，都灵和巴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
奥地利的外交孤立重新点燃法国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希望，而费利斯·奥尔西尼在1858年1月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表明意大利的不满会给其他欧洲国家带来危险。
同年7月，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日内瓦湖上的普罗米耶雷斯度假胜地秘密会面，详细讨论了法国的干预方案。
双方达成协议：如果奥地利袭击皮埃蒙特，法国会提供军事援助；此外，双方同意建立独立的意大利联邦，由扩大后的撒丁王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组成，由教皇领导。
作为回报，法国将接收尼斯和萨伏伊，并与萨伏伊王朝结成王朝联盟。
1859年1月，约瑟夫·拿破仑代表法国在都灵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并与萨伏伊的玛丽亚·克洛蒂尔德公主缔结婚约。
战争的预期高涨，但直到4月23日，奥地利人才被激怒，发出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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