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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改革的主要焦点是农业。
50年代初，根据土地再分配的主要方案，通过强制购买来分割管理不善的大庄园，在土地改革机构的支持下对其加以改善，然后以较低的成本卖给小农和无地农民。
土地改革机构还以能源、技术、牲畜和住房等形式提供援助。
大型合作社（所谓的农业联合协会）和通过国有银行获得的廉价补贴信贷进一步完善了援助范围。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困难，而且有效阻止了20世纪50年代南方选民中可能出现的过激的政治极端倾向。
然而，并非所有的结果都是积极的，许多经济学家批评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
他们认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产出最大化，并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农业进口。
类似的批评也针对零售业、餐饮业、手工作坊和其他个体经营服务供应商等领域的政策。
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特别许可法（例如，禁止超市发展）、廉价信贷和补贴保险等政治保护手段在这些领域被广泛使用。
所提供的短期保护带来了心怀感激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现代化的延迟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向左翼开放与关于规划和改革的辩论
意大利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
但在政治上，随着冷战的开始而出现的中间派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多或少地破产了。
联盟起初得以成立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极端主义的恐惧，而不是对联盟各政党的选举热情。
随着实际收入和私人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联盟的破产并不意外。
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选民比50年代富裕得多。
联盟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宪法得到全面实施之前，它的制衡机制并没有正常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一开始，没有宪法法院来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刑法典，没有地方政府，对地方自治的保护很少，广播和电视系统完全由政府控制。
然而，强大的中央控制不可能让执政联盟永远掌权。
由于意大利实行的是纯粹的比例代表制，执政党需要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选票——这在民主选举中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天主教民主党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取得了最重大的胜利，当时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没有受到战后富裕所造成的世俗主义的影响。
在1948年的大选中，该党赢得了48%的普选选票，并主导了联合政府。
到1963年大选时，这一比例已降至38%，相当大一部分选票从执政党手中流失。
在同一时期，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比例从31%升至39%；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稳定在6%至7%。
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如果所谓的反民主极端主义的选票比例超过了民主中心联合力量的选票比例，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治理。
社会党从左派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成功阻断危险，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向左翼开放”
。
对于一个从未赢得明显超过15%的普选选票的政党来说，社会党在随后30年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即使并非始终都是一股良性力量，但也非常具有影响力。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经历了两次戏剧性的分裂，一次在1921年，另一次在1947年，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对更大、更强的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结反倒有助于其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求得发展。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是唯一一个始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党，并在国际事务上坚决反对大西洋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立场发生转变，进行了一场恶性的反共运动。
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即使有选票和组织力量方面的不足，其在中左翼的战略地位也能够弥补这些不足。
其10%至15%的选票份额（纯比例代表转化为相似比例的议会席位），使其成为中间派政党一个有吸引力的潜在盟友。
只要冷战持续，只要社会党将左翼团结置于其政治战略的核心地位，这种潜在可能性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
去斯大林化正在破坏苏联模式的可信度，在党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受到了攻击。
该党开始谨慎地走向更传统、更明确的社会民主前景，这与天主教民主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
天主教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意识到中间派联盟模式的不可行，开始向社会党示好，并鼓励在地方政府中与之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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