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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园田产的内部，领主的土地——其中有直接由领主的臣属来经营的土地以及自由村落中领主圃舍的土地——与农民的所有地有所区别。
农民的所有地又分为两种，即附有无限制的劳役之奴隶份地以及有限制的劳役之自由份地，其分别在于用手或家畜的劳役须全年供给，或只在收获及农地耕种时供给。
国王领地纳贡的自然物与所有进贡物——若是国王领地，则其领地名为国库——均贮藏于仓廪内，先供以军用及宫廷之用，多余的可以进行贩卖。
自由民和不自由民之间关系的显著转变，是庄园领主与法官各自形成独立的权力范围所导致的。
最初这种状况的障碍，是庄园的分散状态，例如富尔达（Fulda）的修道院，曾有一千个分散在各处的圃舍。
掌握司法和所有权的人，自中世纪初期，就致力于巩固其管辖的区域。
其中有一部分是基于所谓实质的隶属关系之牢固，若租借户不服从宗主关系，那么领主就不肯将土地租借给他们。
另外，因为在权力范围及领主的圃舍之内，自由民和不自由民都有，所以所谓的庄园法就发展起来了，到13世纪时，庄园法的发展到了极其完善的地步。
领主本来只能对其家族中不自由的家族中人行使裁判权，在家族之外，必须得到国王的许可，才能在其“特免权”
所及之处行使司法权。
不过在其庄园内，则有各种身份的人，这些人所服的劳役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能强使领主与其臣属组成庄园法庭，其隶属的人民在法庭中担任陪审裁判员之职，于是，领主就丧失了对其臣民绝对的处分权，而且此种情形逐渐变得传统化（此与德意志发生革命时，为士兵设置士兵顾问，以对抗士官相类似）。
此外，10世纪至12世纪，产生了这样一种原则，在土地的给予方面，法律上接受土地者就须受领主司法权力的支配。
这种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臣民不自由的程度降低，另一方面，其自由的程度也降低。
所谓自由程度的降低，在政治上是由于领主的司法权力及与经济相关联的自由民武装能力的丧失；至于不自由程度的降低，则是因为开发森林极其需要农民，以及（在德意志方面）向东方殖民所致。
两者对于不自由民，均有使其脱离领主权力的束缚之可能，而且使领主自行竞争给予不自由民以较为有利的生活条件。
再加上奴隶买卖被禁止以后，奴隶无从购买，故不能不对已有的不自由民真诚相待。
臣民地位的提高，也是领主政治要求所促进的。
领主是职业的战士，而不是农业经营者，故本身不能有效率地经营农业。
他们既然不能用增减无常的收入来编制预算，就不能不转向其臣民在收入额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于是不得不使臣民处于契约的基础之上。
那么，中世纪的农民阶级，经过了领主权力和庄园法相结合，同时其内部也起了显然的分化。
除这些隶属的阶级，还有在领主土地村落自治体之外，占有自由的世袭租借地的自由农民，后来就成为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只需缴纳免役税，领主对他们亦无司法的权力。
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但就大量的聚集而言，也不过偶见于若干地方而已。
例如封建主义从未发达过的挪威，他们被称为“自由农民”
，以区别于没有土地、没有自由及隶属于自由民的农民。
北海的沼泽地段，弗里斯兰（Friesland）、迪特马什（Ditmarsch）、阿尔卑斯山（Alps）的部分地方，蒂罗尔（Tyrol），瑞士以及英国，亦均有之。
此外，还有俄罗斯的许多地方有屯田农兵，他们是田地的所有者；除他们之外，再加上拥有小农地位的农兵阶级，就是所谓的个体经营者。
封邑制度发展的结果，使国王在实行租税征收制度时，贵族们可免除租税，而无拳无勇的农民，则有缴纳租贡的义务。
为了提高国家的武装力量，法国的封建法律规定了“没有领主的土地”
原则。
此原则的用意，在于增加可资分封的封地，以保障军事的力量；德意志的国王，每次将土地分封时，必须重新强制规定封建关系的原因和上面是一样的。
贡税义务上的此种分化，以国王保持农民土地为出发点。
国王不希望农民的土地被夺取，因为这样一来，课税地将因此而逐渐减少。
所以国王进一步施行保护农民的制度，禁止贵族们夺取农民的土地。
在经济上，就产生了如下的结果：（1）庄园领主的大家族和农民的小家庭同时存在。
农民的负担，本来完全为了满足领主自身的需要，因此就为传统所固定。
故农民除自身的生计与纳税义务之外，绝不想从土地上多得些收益，超出其必需之上。
而在庄园领主方面，他们既然不是为了市场贩卖而生产，故也不想增加租贡。
庄园领主的生活方式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没了多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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