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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近代股份公司的另一前身为大殖民公司，其最大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尚非今日所谓的股份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募集资本时，因受全国各州市民的互相嫉妒，曾将其股份分给城市及各州，因此，不许一个城市垄断或承受全部资本。
政府即联邦全体，参与业务之执行，尤其因为政府有使用公司之船舶与大炮的权利。
在此公司中，亦无近代之资本计算与股份之自由让渡，虽然后者不久就小规模地发生了。
此种宏大而成功的公司，使一般人知道和熟悉了股份公司的形态；由此，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均采用公司制度。
由国家特许股份公司根据其所得之特权，管控其加入条件与业务经营，同时，国家为其监督者，连业务规程之极小事项亦加以干涉。
至18世纪时，始制作每年的借贷对照表，但它被大众普遍接受，仍须在发生了多次可怕的破产以后。
除由股份公司对国家需要予以金融接济外，同时由国家自身直接管理国家财政。
此以预期的收入为抵押品及债权凭证开始作为强制的公债。
在中世纪时，城市曾以收益证券筹集巨大的款项，以其不动产及财政能力为抵押。
我们虽可视此为近代整理公债之先驱，但因为此与恩俸或与其他前提相关联，故只在某种条件下能如此视之。
除此种应急手段之外，至17世纪止，曾以种种形式来筹集货币。
例如利奥波德（Leopold）一世，为了募集所谓的“骑士（义侠）公债”
，曾遣其使者向各贵族募借，只不过大抵均得如下之答词：“请君至富裕之家募借为便。”
我们如欲理解何以至中世纪末期，德国城市尚实行此种方法及一般金融运营方法，则须知道当时尚无有秩序的预算制度。
城市领主（与领地所有者相同）正如今日之私人小家庭，每周经营其经济；因收入有所增减，故须随时量入为出。
为承收租税制，帮助解除此种无预算之状况，此种制度能保证政治权力预期每年所得金额之确定性，因而能预定经济之支出。
因此，承收租税制成为财政合理化的重要手段，欧洲诸国最初出于偶然，后来便永久加以采用了。
它也使预先自国家收入中扣除战争时所需之战费成为可能，因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合理的租税制度，为意大利各城市失去自由以后的成就之一。
意大利的贵族根据当时商人的记账原理——虽然尚非复式簿记——管理其财政之最初的政治权力。
此制度发祥于意大利，经由勃艮第、法国以及哈布斯堡诸邦而传入德国各州，并普及各地。
尤其唤起财政之整理者为纳税者。
第二，为英国的财政审计制，“支票”
一词即其最后的遗留物，能使人忆起此制度。
因为缺乏运算上所必要的练习，此制度根据棋盘样的方式计算国家的应收款项。
但通常并非设定总收入与总支出的预算，而系一种为特殊目的而设置的金库制，即特定的收入确定为特定支出之用，且只确定为此特定支出之用，此种方法之根源实为诸侯与公民权力之斗争。
后者不信任诸侯，认为这是保护自己、使自己所纳税款不至于为诸侯浪费于个人目的的唯一方法。
16、17世纪时，使诸侯之财政政策合理化的另一种力量出现于诸侯的垄断政策中。
其中诸侯自行垄断一部分商业，亦有用政治权力强制提供大量报偿金的特许商业。
例如奥地利卡尔尼奥拉省的伊德里亚水银矿（汞化银之制造上所必要的）之采掘，常为哈布斯堡两派系间争论的对象，供给德国王室与西班牙王室而产生巨额的收入。
腓特烈二世求得对西西里粮食的垄断，实为诸侯的垄断特许之第一个例证；其在英国最为广泛应用，且由斯图亚特王朝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使之发达。
只不过因英国国会的反对，亦最早被废止。
斯图亚特王朝的一切新工业及工厂皆与国王之特许相结合，从而获得垄断权。
由此特权而国王获得大量的收入，作为与国会斗争的资本。
只是在国会得胜后，此等纯为收入打算的工业垄断被完全废止。
由此我们可知，以为由诸侯之垄断政策生出近代西方所独有的资本主义，实为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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