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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刘静博士的治学态度，不得不提到她那公元世纪的父亲。
别误会，我并不是搞血统论，但既然刘博士反复强调她的学术思想是受了她那伟大父亲的影响，我就不得不对其父做一些了解。
这还真不容易，我翻遍了公元世纪的资料，检索了所有可能找到的古老的数据库，都没有查到那个人。
好在刘静曾是弗伦娜的研究生导师，遂托她去问刘博士本人，结果得知：刘静那个一事无成的父亲刘慈欣在公元世纪写过几篇科幻小说，大多发表在一本叫SFW的杂志上（我考证过，是《科幻世界》杂志，即现在垄断两个世界超媒体艺术市场的精确梦幻集团的前身）。
弗伦娜还拿来了其中三篇，我把其中的一篇看了一半就扔到一边了。
真是垃圾，小说里的那头鲸居然长着牙！
在这种父亲的影响下，刘静博士做学问的态度和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新星纪元史研究的心理学派则严肃得多。
这个学派认为，超新星纪元历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新星纪元前人类历史的轨迹，是由于超新星纪元社会的孩子心理所致。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冯?施芬辛格所著《原细胞社会》，系统阐述了公元初没有家庭的社会的独特内涵；张丰云所著的《无性世界》走得远了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其对一个**还基本没有出现的社会的分析还是很严肃很精辟的。
但我认为，此心理学派的基础并不牢固，事实上，超新星纪元孩子的心理形态与公元世纪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比公元大人都成熟。
超新星纪元历史和孩子心理，谁造就谁，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还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不属于某个学派，但其超新星纪元史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的。
比如A.G.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级社会》对孩子世界的政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本巨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非学术原因，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这也不足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长》和林明珠的《寒夜烛光》，是两部超新星纪元教育史，虽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新星纪元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受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够冷静。”
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
。
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新星纪元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氛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
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新星纪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吗？没有。
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同一个噩梦折磨着，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回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
有一天深夜，从噩梦中惊醒的我，竟然猛地砸开了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新星纪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新星纪元史研究者来说，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以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所做的记录，我觉得目前在超新星纪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也并不容易。
我最初的设想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涉及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时则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
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学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让我的作品达到从一滴水见大海的高度。
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
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因此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这本“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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