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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
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
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
我第一次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
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
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
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
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
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
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
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
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
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
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
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
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
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
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mg。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
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
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
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
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
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
，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
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
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
的超微测微器。
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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