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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
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
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
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
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
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
后来在南京做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9年后她返回剑桥。
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
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
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
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粗略计划。
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
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
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
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
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
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
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
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
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
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
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
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
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
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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