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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敦促内阁考虑“我们现在是否应该除掉戴高乐的政治势力”
。
而深受安东尼·艾登影响的内阁成员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宣称“这样做不仅会使他成为死于国难的英雄，还将使我们受到指控……指控我们把法国看作英美的保护国而不正当地干涉法国国际事务”
。
1940年，在哈利法克斯勋爵领导下的外交部带头反对丘吉尔认可戴高乐，而现在，在艾登领导下的外交部又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位将军免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非难。
罗斯福对戴高乐及其抵抗运动的强烈反对不仅让英国感到沮丧，也让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美国官员和军事领导者们感到失望。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疑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经历切肤之痛后，艾森豪威尔现在对欧洲和北非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的认识比罗斯福更深刻。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罗斯福提到法属北非及其居民时，他所使用的词是“命令、指示和强制……他继续或许是潜意识地——从征服者的角度来探讨当地的问题。
如果我们也这样做，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
。
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主任华莱士·卡罗尔可能是对罗斯福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声称总统的指令引起了对美国的不利舆论和美国的政治失败。
卡罗尔说：“我们看起来傲慢无礼，而这种态度否认了较小的、不幸的国家质疑美国行为的权利。”
大卫·布鲁斯对此表示赞同。
他对吉尔·怀南特说，登陆法国的行动准备严重依赖于法国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如果抵抗运动成员所认可的领袖受到美国和英国排挤，这将对行动准备极其不利。
吉尔·怀南特对此感同身受。
华莱士·卡罗尔说，虽然这位大使“始终都是总统的忠实仆人”
，但他“也看到了美国对戴高乐感情用事所付出的代价”
。
尽管美国与战斗法国没有正式打交道，怀南特与戴高乐却建立了非正式的密切关系。
后来戴高乐暂时收敛了易怒的脾气，称赞这个美国人是“足智多谋和平易近人的外交官”
，是“出类拔萃的大使”
。
当这位将军与在伦敦和北非的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怀南特屡次在他们中间充当了和事佬。
怀南特自己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戴高乐都将在解放法国行动中起到主要作用。
怀南特与卡罗尔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怀南特反问道：“当我们的飞行员在法国上空跳伞逃生时，是谁救了他们？”
他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边回答自己的问题：“是认可戴高乐为其领袖的那些人。
在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情报中，贡献最大的是谁？是戴高乐的人，不是吗？当我们去解放法国，我们必须得接受戴高乐……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接管政府。”
1943年仲夏时节，怀南特与艾登通力合作，努力说服丘吉尔和罗斯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北非和其他被解放的法属殖民地的主要统治主体，是自由法国的唯一发言人。
所有欧洲流亡政府都承认该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也同样承认，而苏联也准备如此。
艾森豪威尔和英国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都认同这一点。
怀南特加入进来，写信敦促罗斯福对该委员会作出官方承认。
关于大使的这封信，卡罗尔说：“我认为这不会让他在华盛顿获得更多支持，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怀南特告诉英国官员，他为了争取罗斯福的承认已经“竭尽所能”
。
罗斯福继续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使当丘吉尔最终屈服并告诉总统，在这件事上他可能会与总统分道扬镳，“现在的状况让我必须得这样做，考虑到大不列颠的利益以及英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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