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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与苏联政府的往来中，哈里曼先将美国大使劳伦斯·施泰因哈特排挤离职，当退役的海军上将威廉·斯坦德利接替其大使位置后，哈里曼又将其排挤离职。
坚信美国应该勇敢面对苏联欺凌的斯坦德利，对哈里曼感到十分恼怒，因为和罗斯福派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协商的其他官员一样，哈里曼“遵从罗斯福的政策：不要与俄国人作对，并给予他们所想要的一切”
。
数年后，哈里曼承认说，斯坦德利当时的观点很有道理，而他和罗斯福却只是把他当作跑腿小弟。
“西方许多重要人物，包括首相、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有这样的思想：尽量与斯大林交好，”
他写道，“我承认自己也受到了其思想的感染。”
1943年年中，斯坦德利已经无法忍受苏联。
在莫斯科召开的某次美国通讯记者新闻招待会上，他控诉苏联政府不诚实，特别是向苏联人民隐瞒了这一事实：几乎所有的苏联军事资源都是来自美国和英国。
他的言论在国际上激起了怒火，于是他主动离开了大使职位。
虽然哈里曼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其他人没能胜任的驻莫斯科大使职位，但他对离开伦敦还是感到犹豫不决。
他不情愿离开的原因，与其说是舍不得帕梅拉——虽然确实很喜欢她——毋宁说是因为如果接受这一职位他将不再处于盟军行动的中心这一事实。
他将失去自己辛辛苦苦谋得的这个核心位置：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沟通者和调停人。
他告诉总统：“相比到莫斯科担任荣耀的通讯官员，我确信自己在伦敦对您、对战争来说更有用。”
当罗斯福说莫斯科的任务更重要时，哈里曼屈服了，但坚持要求：如果他接受这个职位，他必须有权管理美国在莫斯科的所有任务和代表团——以阻止其他人效仿他对怀南特及驻莫斯科的前两任大使的所作所为。
罗斯福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在1943年9月，哈里曼和女儿离开了伦敦，去了苏联首都。
有趣的是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着，这让她经济无忧：虽然远在莫斯科，哈里曼继续支付帕梅拉的房租，并继续给予补贴金。
同样重要的是，也许正是由于他的离开才促使了帕梅拉无障碍地和后来她称之为此生挚爱的男人——爱德华·R.默罗交往。
她说，哈里曼离开后，“我趴在默罗肩上哭泣，结果却和他上床了”
。
两年前，在凯思琳·哈里曼的介绍下，帕梅拉认识了默罗，以及到伦敦的其他美国记者，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珍妮特·默罗后来说：“我觉得，在埃夫里尔消失后，她认为默罗是自己的理想之人。”
而默罗对帕梅拉显然是欣然接受。
“默罗拜倒在这位光芒四射、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的石榴裙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如是说，虽然在帕梅拉面前，他也难于把持自己。
“她的关系网让他震撼，但他并非是因为追逐私利才被她吸引。
他是真的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帕梅拉和35岁的默罗都为彼此之间的关系感到惊讶。
与她之前的大部分痴迷者不同，默罗既不富有也不喜欢寻欢作乐，他是个严肃、有点内向，并经常会产生一阵阵抑郁的理想主义者。
用《斯克里布纳杂志》的评论说，默罗“像用保护层一样包裹着自己的隐私”
。
数年以来，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重心。
虽然过去很多女人追求过这位精瘦、帅气的广播员，但他都没有为之所动。
在女人面前，他会变得有点幼稚、有点羞涩，这在共存共荣、各享其乐的伦敦真可谓是罕见现象。
然而，他与珍妮特曾经的亲密婚姻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战争开始前，他就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大部分时间都把她置于他的生活之外。
“默罗很冷淡，不主动联系我，”
1938年3月，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保持耐心……他已经习惯了不联系我。
当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没有的话就挂了吧。
’这真的让我心痛……对待我的态度就像对待打扰他的陌生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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