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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霍普金斯警告英国人不要试图率先绘制战后的世界蓝图。
霍普金斯说，总统“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可以说，他把制定战后协议视作自己的特殊义务。”
吉尔·怀南特本人是战后规划的强烈反对者，但却夹在总统与艾登和欧洲流亡国家政府之间两面为难。
到1943年初，流亡政府一直敦促英国和美国着手规划战后欧洲的经济重组。
怀南特努力游说华盛顿让自己在战后重组工作中占得一席之地，他说英国政府“被指控拖延时间，但其实是被我们拖了后腿，因为英国也迫切希望有所进展……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拖延太久，让我们的欧洲大陆盟友怀疑我们不想合作，或将从中退出，像我们在上一次战争后的做法一样”
。
但美国政府继续在战后重建问题上拖延时间，正如当欧洲人民从德国魔掌中解放之际，美国政府拖延对他们的救济行动一样。
直到英国建立了一个负责欧洲救济和重建的盟国内部委员会，美国才最终介入，成立美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来监管盟国的工作。
罗斯福政府决心保留对英美战后规划各方面的掌控。
总统和赫尔对在华盛顿外进行的所有实质性会谈都唱反调。
最终，他们的桀骜不驯阻碍了盟国面临的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战后德国的未来。
在德黑兰会议前不久，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创建了一个英美苏联合委员会——欧洲咨询委员会——来拟定德国的投降条件、战后占领德国事宜，以及刺激德占欧洲复苏的长期计划。
该委员会由安东尼·艾登提出，他认为如果要避免战后冲突，那么三大盟国必须参与到这项大尺度规划中。
然而，赫尔表示，美国不赞成对该委员会授予决定性权力。
最后，美国仅仅参与了德国问题的处置。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就德国的命运进行了简单商讨，并只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联合控制柏林，把德国划分为三个占领区，由主要盟国统治。
领导人把如何划分德国的具体事项，以及有关德意志帝国的其他问题，包括可能存在的帝国分割，都留给了设在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怀南特、苏联驻英国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usev）和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威廉·斯特朗爵士（WilliamStrang）。
1944年1月，当该委员会成员首次会面时，斯特朗携带了29份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投降书草案，一份规定英国、苏联和美国占领区的拟订草案。
古谢夫也提出了苏联的要求。
而唯独怀南特没有收到自己政府的具体指示或提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对战后德国政策存在严重分歧。
战争部官员坚持说投降和占领条件完全属于军事问题，欧洲咨询委员会无权干预。
在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份简报中，助理战争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声称英国企图主导对战后德国的规划，并要求非军事政府机构尤其是设立在伦敦的非军事政府机构，不得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
怀南特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强烈反对这一主张，声称三大盟国都必须参与对德国的规划，否则，战后会出现混乱以及单边制定的占领决策。
最后，战争部赢得了这场官僚战争，阻止了美国有效参与该委员会的议程。
从怀南特把英国方面的工作文件寄给赫尔并要求指导之时起，接近两个月过去了，他都未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任何回应。
政府的毫不退让让大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万分尴尬”
。
怀南特请求赫尔和罗斯福给予指导或指示，但都徒劳无功。
总统希望战后决策由自己、斯大林和丘吉尔来制定，因此从未对该委员会表现出任何热情，同时，他也不想在战争结束前制定出具体的和平条件草案。
“我非常担忧”
，1944年2月怀南特给丘吉尔写信道，盟国“不愿周密详尽地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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