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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人首次感受到伦敦人被围困的滋味。
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所在的布什公园，位于炸弹飞行路径的正下面，因此他们的心弦格外紧绷。
数百发V-1飞弹在附近落下，导致盟军总司令休息的村舍晃动不已，总部大楼的玻璃被震破、屋顶的石膏被震落。
在连续六个小时内，哈里·布彻听到附近发生了25次“撼天动地的剧烈爆炸”
。
艾森豪威尔、布彻和其他亲近副官不得不经常——有时候一天数次——躲到家中和工作场所的防空洞。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
布彻写道，“都因睡眠不足而精神恍惚。
每当他们听到门哐当一响，或听到机动车辆和飞机的声响时，都表现得神魂不定。”
确实，一些美国军事高官认为在伦敦比在诺曼底战役前线要危险得多。
当一发“嗡嗡炸弹”
在乔治·巴顿就餐的餐厅外爆炸时，这位派头十足的将军告诉同伴说他要回乡下，他解释说：“除了战死沙场外，我害怕其他的夺命方式。”
艾森豪威尔说，某次到诺曼底视察时，许多美国士兵都“担忧地询问我知不知道他们之前在伦敦附近驻扎的城镇有没有什么消息”
。
8月底，盟军歼灭了大部分V-1飞弹发射地，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伦敦的状况。
9月8日，德国动用了一种威力更大的导弹——V-2火箭。
它比V-1飞弹的炸药包更大、体积更致命。
它的飞行速度比声速更快，能够鸦雀无声地接近目标。
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V-2火箭一直**着伦敦，超过1000发导弹在伦敦及其周围爆炸，让整个城市地动山摇，并摧残了所有社区，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
V-1飞弹和V-2火箭的袭击最大程度上挫败了战时英国人的士气，并不是因为袭击本身的巨大威力，而是因为经历了五年的贫困和折磨后，许多英国居民的身心疲惫状态已经达到极限。
伦敦大轰炸时期的同志情谊和饱满情绪已经**然无存。
“接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面对可怕事件，”
名叫薇薇恩·哈尔（VivienneHall）的一名伦敦人在日记中写道，“而且这种状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是，天啊，我们已经筋疲力尽！
不管工作、生活还是睡觉，我们都要面对这种疯狂、恶毒的摧残，周复一周，月复一月……难道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伤害和死亡吗？”
在那个时期，伦敦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在日记和信件中都同样表达了无以言表的极度疲倦。
“这个国家的长期疲惫在火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莫莉·潘特-道恩斯写道，“不管平民、军人还是女人，他们几乎一坐稳便陷入了沉睡。”
约翰·惠勒-本内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和所有英格兰人一样，我也感到疲惫不堪。”
1944年底他又说：“英国政府的活力和效率显著降低。
许多时候，政府几乎无法运作。”
甚至在往常表现得精力充沛的首相也受到了影响。
艾伦·布鲁克说，丘吉尔看起来“极其苍老、疲惫”
，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活跃，仿佛“他对默默无闻地度过一天感到相当满意”
。
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写道，自己和默罗“极其疲惫”
，“我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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