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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伦敦人说，整个城市仿佛“就是一个庞大的家庭野餐聚会”
。
母亲们用红白蓝色缎带给婴儿扎头发，各种狗的牵引绳上也系着白蓝色蝴蝶结。
士兵们亲吻路过的喜笑颜开的年轻女子。
一名脸上挂着唇印的美国士兵对经过的一名女子喊道：“你想参加我们的聚会吗？”
在皮卡迪利大街，美国水兵们跳起了康加舞，周围的人们受到感染也都加入进来。
各处教堂的钟声长鸣，停泊在泰晤士河边的拖船也发出响亮的喇叭声以示庆祝。
在伦敦中心，爱德华·默罗从一辆厢式货车中进行了现场广播。
他对听众们说，数千人络绎不绝地从公寓和办公室走出加入欢庆活动中。
默罗是在伦敦见证了从战争开始一直到结束的极少数美国人之一。
他在广播中说，虽然当天一片欢腾，但许多伦敦人并不愿举办太多庆祝活动，而这许多伦敦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指他本人。
他说：“他们的脑海中一定充满了关于那些在街上或在战场上丧生的朋友的回忆。
六年很长。
我发现人们今天少言寡语，基本保持沉默。”
当晚，默罗返回自己居住的摄政公园一带，重温了自己的战争记忆。
当来到某个角落时，他说，他的好朋友兼英国广播公司的编辑艾伦·韦尔斯在战争中丧命于此。
经过某个水槽时，他回忆说：“这里曾是一家酒馆，某晚突然遭到两千磅重炸弹的袭击，造成30人死亡。”
他说自己还无法适应和平，“虽然想努力接受现在的实情，但思绪仍沉浸在过去。
战争似乎比现在获得的和平更真实”
。
对吉尔·怀南特而言，战争尚未结束。
在欧洲胜利日当天，他与朋友一起缅怀罗斯福，以及这一天的意义，但大部分时候，他为自己长子的命运而担忧。
战争结束前一个月，大使收到消息说，在美国部队解放科尔迪茨监狱之前，德国盖世太保已将作为人质的约翰·怀南特和其他重要战俘从该监狱转走。
而怀南特不知道的是，当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时，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下令把盟国人质带到黑林山实施枪决。
“当德国人民痛哭流涕时，”
希姆莱声称，“英国皇室休想开怀大笑。”
而被派去监管枪决的将军则尽量拖延执行时间，因为他心知肚明获胜盟国将会如何处置他，如果他执行了该命令。
当柏林的最高统帅部将该任务转交给另一位官员时，该将军立即通知了瑞士官员，于是他们把这些战俘转移到位于奥地利的某个美国指挥所。
欧洲胜利日的两天后，吉尔·怀南特接到他一直希望但又害怕永远不会接到的电话：约翰平安无事，正在返回伦敦的途中。
在听说这一消息后，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大使：“你为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胜利来临的时刻，你就该放下对他的担忧，应该与英国的所有朋友，也就是所有英国人民，共同庆祝。”
对温斯顿·丘吉尔而言，欧洲胜利日却是苦乐参半的时刻。
当他乘车至白金汉宫而后至议会大厦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时，许多人为他欢呼喝彩，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但当天晚上，在对全英国的广播讲话中，他间接提到了波兰和苏联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命运。
他说：“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参加这场战争的基本崇高原则不被漠视……确保‘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词的真正含义不被扭曲。”
四天前，在给妻子的一封电报中，丘吉尔承认说，他对盟国胜利表象下存在着的“政治毒瘤和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
感到极度沮丧。
战争初期的理想主义——对更加自由、正义和平等的世界的希望和梦想，在一堆战时协议和误解中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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