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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都表明自己是合作关系中的主导力量。
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对英国施压，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军队对埃及停火。
虽然英美两国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但相较于其他盟国，美国与英国的共同点更多。
尤其是相较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与英国的战后联系显得格外亲密。
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战时形成的个人关系和友谊也促进了国家的亲密关系。
这种非正式的紧密关系不仅在战争期间缓解了各种问题，在战后也促进了两国合作。
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是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他在谈论英国人时说道：“美国人能够信任这个民族：他们是冷漠、混乱世界中的朋友和知己……毫无疑问，美国官员经常征求英国官员的意见，并获得了只有判断精准的忠诚老朋友才能提供的真诚、保密建议。”
对亲身经历过战时英美联盟的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而言，这种关系的影响深远而持久。
来自利物浦的一名女子说：“美国人的到来让我对生活产生了更广阔的认识，让我对民主有了深入了解。”
战时还是学生的一名伯明翰男子说：“不管这种‘特殊关系’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多年前，我们建立了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人不久就从‘他们’变成了‘我们’。
我将永远保持我们在那时建立的友谊、大度和基本团结。”
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一名退役的美国水兵说：“我认为我非常了解英国人，正如我了解美国人一样。
换句话说，在大西洋的两边，我都可以说‘这是我的家’。”
战争后期，厄尼·派尔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前不久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当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首次见到伦敦时，我便爱上了这座城市，”
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这里仿佛成了我在海外的家。”
《纽约时报》通讯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曾说道：“在伦敦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和你了解、尊敬并喜欢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你了解并喜爱的地方最令人满足了。”
即使是几乎讨厌自己战时全部从军经历的悲观小说家兼剧作家威廉·萨罗扬，在谈论伦敦和伦敦人时也称赞不绝。
在萨罗扬撰著的战时小说《韦斯利·杰克逊历险记》中，主人公说：“要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有些难为情，这么说似乎太虚伪。
但我确实爱上了伦敦，并且我对它的爱永不变。”
对在战时英国待过的一些美国人来说，英国及其首都就像电影《蓬岛仙舞》中世外桃源般的古朴乡村——在这里，勇气、决心、牺牲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最终获胜，即使只持续了短短几年。
罗伯特·阿尔比布在回忆录中对在英国数月经历的描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遇到的每个英国人都表示歉意，”
他写道，“他们一致说‘很不幸你目睹了战时英国的状况，很不幸你没能看到英国最好的一面’。”
但阿尔比布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写道：“胡说，现在就是英国最好的一面！”
毋庸置疑，这里的街道肮脏，店面破旧，火车晚点，食物和热水缺乏，啤酒寡淡，公园的草地杂草丛生，灯火熄灭。
“但是，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我们还记得其他的事情，”
阿尔比布写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危险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友爱；作出牺牲的不只是士兵，灾难也不仅降临在穷人身上；所有人共同劳动，同甘共苦；恐怖和苦难无法剥夺幽默和机智；英勇就存在于玫瑰皇冠酒店中与你并肩而立的男人身上；民主表现在公爵骑自行车，农民坐汽车——这就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是能够骄傲分享的经历，是这个国家的伟大时刻。
英国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1940年10月，离开伦敦前不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也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这座城市逐渐产生的崇拜和喜爱之情。
在最后一次广播报道中，27岁的塞瓦雷德将他离开伦敦时的感受，和四个月前巴黎沦陷于德国之手的前几天，他飞离巴黎的感受进行了对比。
他说：“巴黎就像一个美人在昏迷中毫无挣扎地去世了，不知道也不问自己为何亡故。
离开巴黎时有一种解脱感，而离开伦敦时却感到惋惜不已。
在欧洲的所有伟大城市中，唯独伦敦保持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表达对伦敦和伦敦居民的赞美之情时，塞瓦雷德尽量让声音不颤抖。
最终，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地总结说：“之前有人写道，战争结束数年后，当人们谈论起这场战争时，他们可能会说，‘我曾是军人’，或‘我曾是水兵’，或‘我曾是飞行员’，其他人也同样骄傲地说‘我曾是伦敦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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