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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提到，当时的炸弹技术不过关，致使刘思复被拘。
这种不稳定的特性，屡次在关键时刻让革命党人陷入困境。
最多的一种情况是炸弹随时就炸。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
拜祭完祖先之后，清廷五位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在亲友、同僚、社会各界人士簇拥下，如同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登车出发。
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走进了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这五名就要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坐的位置其实和留洋分组并不一样。
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路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
这声可怕的响动，其实连肇事者本人也没有想到。
开车之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混上了火车。
他的怀里藏着自制炸弹。
吴樾之目的不言自明：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
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提前爆炸。
硝烟散去后，人们查验现场发现，距离炸弹最近的吴樾当场身亡。
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坐在后面的车厢中，离爆炸点甚远，躲过一劫。
本来，吴樾一度认为手枪是最好的行刺工具，但“北方暗杀团”
创始人之一杨守仁钟爱炸弹。
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发现了炸弹的不稳定性。
杨守仁曾在保定郊外试放一枚直径约三寸的炸弹，大小宛如一个较大的红薯。
为了节约导火线，操作者在炸弹不远处堆起了一些枯草。
第一次引燃枯草，并未引燃导火索；第二次重新点燃，方才引爆了这枚土炸弹。
确定炸弹袭击的方式后，吴樾个人准备袭击铁良。
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表面上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实际上是为其继任军机大臣作好准备。
1906年，铁良果然升迁到陆军部尚书职位，袁世凯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岌岌可危。
铁良被视为满人中最为坚定的保皇派，从而也让革命者对其“兴趣大增”
。
但铁良为人谨慎，深居简出。
吴樾遍寻不着，不得已选择出洋的五大臣进行袭击。
准备期间，吴樾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十二章节。
在这些著述里，吴樾表达了他为国锄奸的决心。
吴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些文章。
吴樾炸弹一响，改良派认为清廷不再可能继续寻求立宪。
但《申报》分析，革命党人的这一颗炸弹，反而更促进了清朝政府立宪之决心，遂“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
。
于是乎，社会上要求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的呼声，不减反增。
辛亥首义也是意外爆炸的炸弹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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