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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确认炸到的是否是载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在银锭桥上埋设炸弹，预设电线，结果被一个当地人看见了。
此人“觉悟”
极高，立刻报警，黄复生和喻培伦仓皇撤离，留下的炸弹和电线被警局查获。
近四十磅黄色炸药出现在这条线路上，立刻让对方意识到，是和摄政王载沣有关的重大案件。
就在汪精卫等人还心存侥幸时，他和黄复生于4月16日在“守真照相馆”
被清廷捕获。
照理说，这样的案件，汪、黄两人都供认不讳，一般会从重从快及时处理。
史坚如、杨卓林、徐锡麟等人，从被捕到被害，几乎都未超过十日。
但这次汪精卫、黄复生走了大运。
当时的民政部长善耆很开明，认为此案如果利用得好，正好收买人心。
于是，善耆力劝载沣不要杀掉汪精卫、黄复生。
在审问中，善耆对两人惺惺相惜，他还对汪精卫说：“如果你加入革命党是为了国家富强的目的，那我也要加入革命党。”
善耆认为革命者宣扬灭满兴汉是不对的，宣扬民族仇视，不能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
在清廷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机会的情况下，流血革命应该有所收敛了。
“如果中国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善耆的话未必没有道理，尤其“驱逐鞑虏”
一条，在民间并没有多大市场。
满族入关两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就连满族人自己也融入了不少汉族文化。
按照“中华民族”
的定义，当时的革命者恐怕也很难说服自己。
载沣在善耆的劝告下，于4月29日宣布对汪精卫、黄复生两人执行永久监禁。
汪精卫后来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闻少华《汪精卫传》）两人之间的交流，让汪精卫异常珍惜这重来的生命。
客观上，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他作出了“新”
的选择，与这次“感化”
有很大关系。
能够手抛的炸弹，威力不够。
埋在地上的炸弹，通常受到限制。
有的是不能预测对方的线路，有的知道线路，但无时机进行布置。
在1911年10月的广州，革命党人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炸弹投放方式。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时，李沛基（又名李援）只有17岁。
他异常悲痛，认为如果革命党人不能更大范围地开展暗杀活动，“无以对诸烈士”
。
李沛基闭门谢客，专事刺杀准备，具体目标就是身在广州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孙中山、冯自由等得知消息纷纷去电劝阻，并有人明确建议李沛基不要前往，有人可以代行暗杀任务。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孙中山等人之所以劝阻李沛基不要参加暗杀活动，是因为李之母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也就是说，李沛基就是黄兴的姨甥。
黄兴家族数人直接参加革命，他本人也热衷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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