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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至1911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筹款，华侨庄银安每次都捐款数千元。
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力，筹集起义经费；郑螺生除自捐现金一千元外，还处理了自己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支持革命；旅居马六甲的永春县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高达五六万元，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特授予他二等功奖章。
辛亥革命时，厦门人徐赞周任缅甸筹饷局长，一个月内募得捐款四十万缅盾，成绩辉煌。
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但成立的军政府运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南洋各地华侨因此又掀起轰轰烈烈的募捐。
泉州籍菲律宾华侨邱允衡得知革命爆发，捐款五千比索。
在他的带动下，1911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菲律宾华侨捐输革命政府款额达十余万比索。
1911年，上海军政府委托庄希泉，要他组织“南洋募饷队”
，继续到东南亚一带筹款。
革命团体在筹集活动经费时，通常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
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和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
国内有志于推翻清朝的同志，筹款手段也形式多样。
1903年冬，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和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陶、魏回沪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
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
蔡元培个人专心学问，根本不愿经营会党，也不直接参与策划和实际活动。
因此，光复会的经费紧张，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05年初，徐锡麟的加入带来了转机。
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光复会增至六七百人，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还有少数地主士绅。
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都是光复会的骨干。
光复会一时声势壮大，于东京设有分部，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
大通学堂，最早称为大通武备学堂，是徐锡麟一手创办的。
建立这个武备学堂的目的，其实是为筹款作掩护。
徐锡麟认为以武备学堂的名义联络会党成员，便于将其发展成一个为起事作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
他曾设想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一举歼灭。
陶成章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除掉绍兴官僚影响不大，非得要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
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作大量准备。
徐锡麟的主要目标是绍兴以及附近地区的银行。
他设想，一旦抢银行成功，需要大量空间来藏好钱财，没有比学堂更好的地方了。
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据说是因为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加上无法及时运输劫得的财物。
那时，整个中国尚未流行机动车辆，如果用人力车或马车，达不到迅速转移的目的。
即便是找到外国汽车，也相当于现在乡镇上出现一辆兰博基尼，不可能不暴露行踪。
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温州、台州、处会馆的简称），温台处会馆遇到困难不得不解散后，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学堂。
此时，大通武备学堂也已改成师范学堂，以体育专修科为主，更加便于平日操练。
一时间，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集，声势浩大。
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学堂，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1907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同盟会湖北分支经济拮据，不得已想出了盗金佛的主意。
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是焦达峰、居正。
1907年秋，居正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准备深入研究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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