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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面壁不必要想什么，只要熬过九年，自然成了莫测高深的名人。
不但达摩本人，连他面壁的那块不黄不黑、凹凸不平的石头，都成了名物。
乾隆三十六年，皇帝驾幸嵩山，要看“面壁石”
，和尚特把它“请”
到后殿西壁，并设供桌。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将它形容得神乎其神：初看了无足异，五六尺外渐有人形，至一丈开外，“则俨然活达摩坐镜中矣。
谛视腮边短髭，若有动意，与世所画，无纤毫差。”
张大千与敦煌壁画，亦仿佛如此。
在敦煌两年多，不必有何成就，只要能受得住那种苦，熬得过去，便可成名。
犹之乎达摩面壁九年，显何神通，只要不言不语，忍得过去，自然就会歆动世人，是一样的道理。
于此可知，张大千之术之高，是在他肯付出代价，想得到，也做得到，丝毫不存侥幸之心。
当然，两者只是相似，并不全同，张大千在敦煌的辛苦耕耘，在“名”
以外，还是有许多收获。
首先，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他自己的一种考验，也是磨炼。
特别是自我培养而成的那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的意志与经验，对于他以后的“闯天下”
，很有帮助。
其次是充实了他历史方面的知识。
隋唐的衣冠文物、乐器歌舞等等，从壁画上所获得的了解，可补唐宋五代史的不足。
张大千自己说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
。
最后谈到艺术上，也就是绘画的实务与学说上，张大千所获不如谢稚柳之多。
有人评论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画风的影响说：“张髯[1]几近三年面壁临摹，这是他最踏实的磨炼，也是影响他画风丕变的最重要关键。
大千先生临摹了二百余幅敦煌壁画之后，影响最显著的自是他的人物画，他吸尽人物画的精髓，更兼撷用笔设色的特点。
从此，张大千的画风表现出高古、雄伟、瑰丽，其画风超越两宋前人，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获吴曹之长。”
这是欲加之“美”
，何患无辞。
照我看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人物只是张大千的画的一部分，工笔只是他的人物画中的一部分，而佛像及唐宋达官贵妇，又只是他的工笔人物画中的一部分。
这样算下来，影响定是微乎其微。
前年香港卖出一幅大千的《敦煌人物画》，拍卖十二万一千港币，画的是仿自第十七窟中的“红衣大士”
，线条细致，设色华丽，依旧是张髯当年本色。
拿来跟他亦步亦趋所规抚的敦煌壁画相比较，有精细粗糙之比，除了“丰容盛鬋”
四字以外，我看不出敦煌壁画如何能影响早年画工笔人物即负盛名的张大千，更遑论画风“丕变”
。
至于所谓“吸尽人物画的精髓”
，那是后来减笔“狂涂”
，直追“梁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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