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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乱，张荫桓被祸，“百石斋随黄叶散”
，其事不详。
这或者就是张大千钤于石涛画幅上的收藏印，避免使用斋轩堂阁等字样的缘故。
美国国立弗瑞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傅申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说：“如果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辞。
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
出于专家的判断，自为定论。
因为如此，张大千有资格指他人伪造石涛，而他人无资格指张大千伪造石涛。
因为尘世间究竟石涛真迹有多少，以及前人伪造的石涛又有多少，只有张大千知其约数。
既然如此，一幅石涛是真是假，便只凭张大千的一句话。
他人要从石涛之画与字的技术上去跟张大千辩论，必然徒劳无功，因为他对石涛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而张大千之“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
，对于他伪造石涛最有帮助。
或者说就艺术的观点而论，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他能修正石涛的短处，扩大石涛的长处。
因此，伪造的石涛比真的石涛更好，亦是无足为怪之事。
就此意义而以恕道立论，张大千非伪造石涛，而是石涛之画的再创造。
构成对整个画坛而言很讽刺的一件事是，张大千起初之享盛名，是由他自己提出证据，证明某一件石涛的画幅出于他的伪造而来。
不过，揭破的原因、时机、方式，却常因人而异。
不管是画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如果自诩藏有石涛的精品，深自矜重，而为人提出真凭实据，揭穿是幅假画，当然是件非常难堪的事。
尤其是说假的人即是造假的人，那就很容易因此记恨积怨，而成不解之仇。
所以像这样的事，只发生于张大千年轻气盛时，而且往往也是在对方不知趣或过于自大的情况之下。
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张大千第一次游北平时。
那年他二十六岁。
据张大千自己说，他家的生意本来做得很大，另有两位张氏友人要求合作，创办了一家福星轮船公司以外，还有百货公司与钱庄。
那一年——民国十三年，首先是福星出事，所属的一条“大胜”
轮，在三峡中撞翻了黔军袁祖铭的一条武装走私的运盐木船，船上有一连兵，在三峡落水，殆无幸免之理。
当时黔军在四川的势力很大，袁祖铭索偿，派人到四川查封了张家的许多产业，张家元气大伤。
岂知祸不单行，“三张事业”
中，轮船、百货两公司的总经理，虽由张大千的三兄丽诚、四兄文修分驻宜昌、上海负责业务，但另外两张却假公济私，拿公司的钱抵了他们私人的亏空。
那时商场的习惯，三节结账。
到了端午节诸毒并发，公司就此倒闭。
这一来，花惯了钱的张大千就必须死心塌地去打算如何维持他的庞大的开支了。
本来造假画只是为了买真画，多少带有游戏三昧的味道；而今后，他如果不造假画，就必须割舍他辛苦搜罗的真画了。
当然，他从未动过以造假画为终身职业的念头。
造假画只是他创造自己的面目的一种手段，因为造假画才能求真迹。
由临摹古人真迹入手，自形似至神似，自神似形不似而至于形神两不似，方有一个真正的张大千。
这本来是可以不必求速效、水到自然渠成之事，如今为环境所迫，不能不急于望成名了。
于是，他以一个月的工夫，赶了一百幅画出来，在宁波同乡会开了一次画展。
画展开得很成功，因为上海人讲“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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