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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由颐和园到青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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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国十三年“首都革命”
溥仪出宫以后，慈禧太后移用海军经费所建造的颐和园，由小朝廷的“内务府”
移交北京市政府接管。
当时园内住着好些过气的名流，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此辈在政治上已难发生作用，但是社会地位及“老交情”
犹在，一时无法请他们乔迁，索性订定一个租赁的办法，让他们合法居住。
但此办法是不大公开的，要熟悉门径才能享受这一份晚清亲贵所未享受过的居住权。
抗战以前，张大千是园中的房客，所住之处名为“听鹂馆”
。
听鹂馆在排云殿之西，乾隆年间为听戏之处，慈禧重修，保留原来的名称及格局。
后来重修德和园的大戏台，听鹂馆的戏台就闲置不用了。
其时溥心畬亦住在颐和园，与张大千常相过从，合作山水人物。
“南张北溥”
的名声，即大盛于那几年。
七七抗战爆发时，张大千正由四川扫墓祭母后到上海，听从叶恭绰的劝告，赶回北平，打算接眷南下，哪知一到北平，误信了汤尔和的话，几乎陷在北平。
汤尔和是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参加了革命，民国十一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至王宠惠组阁时真除[1]，以后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
他从日俄战争期间开始，就是亲日派，张大千却不甚清楚，只以为他对日本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想从他口中获知北平的处境。
汤尔和开口就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
那时张大千的家眷已迁入城内，只以时当酷暑，张大千想在颐和园避过一个夏天，秋凉动身。
就这畏热躲懒的苟安之一念，为他惹来极大的麻烦。
不过汤尔和倒也不是有意欺骗张大千，或者故意作乐观之论，实在是当时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态度，会使人产生错觉之故。
当“七七事变”
发生时，宋哲元正回山东乐陵原籍。
他七月十一日才由乐陵抵达天津，第二天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希望能作合法合理的解决。
这与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地方化”
“就地解决”
“不扩大”
三原则态度一致。
同时，宋哲元对外虽表示不接受日本任何条件，事实上已达成一项停战协议——七月九日下午，原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到达北平，会同日本大使馆专驻北平的武官今井武夫，向二十九军四要角之一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四项条件。
第二天谈判移往天津进行，中国方面由二十九军另一要角天津市长张自忠与桥本、今井谈妥三项条件：第一，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第二，处分在事变中负责任之军官；第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七月十一日，宋哲元抵达天津后，认为这三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
当时完成了调印手续，这个协定便生效了。
汤尔和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敢向张大千做此保证。
但是，他听说张大千预备迁回颐和园，却似有不甚赞同的神色——原来汤尔和与一批久住北平、做过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官僚，私下已有了一个打算，万一双方交涉破裂，战端重起，他们将以保护文化古都勿受战火摧残为名，要求二十九军撤退。
他们相信宋哲元将会接受，南京政府也会谅解，但北平城外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些为张大千担心。
张大千哪里晓得他还有这样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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