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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寻仙的旅程从这个地方正式开始，但这里的语气并非叙述，而更像是戏剧中的情节，所以在翻译成德语时也应该用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
诗句中的“弭节”
在《湘君》中也用到了，且《湘君》同样采用了“朝-夕”
这种格式（“鼂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
在《湘君》中，祭司将“玉玦”
扔入江中作为祭礼，并且想把在“芳洲”
上采到的花朵献给“下女”
。
而在《离骚》中，歌者的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椉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
[39]
将献祭给河神的祭品投入江中的做法符合我们对中国古代宗教仪式的了解，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诗中祭司对女性河神、女性山神自始至终的求之不得。
《楚辞》中重复出现的一些短语应该是早期的一些祭祀仪式用语，只是被诗人借用而已。
此后，《楚辞》越来越体现出对于驾飞龙、游天宫这个题材的偏爱，而寻找女性神仙的主题则渐渐减少。
倾诉愁绪的诗
除了讲述寻找女神而无果的祭礼乐歌，《楚辞》中还有对愁思的倾诉，或是对旅行的描述。
对愁思的倾诉充满愤懑的情绪，有对昏庸国君的不满，也有对残酷命运或腐败冰冷的社会的控诉；而对旅行的描述常常被用来歌颂君主的贤明，这种风格也被视为“汉赋”
的前身。
除了少数一些例外，《楚辞》大多为表达愁绪的诗，而恰恰是这些诗，被视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
这也说明它们迎合了不同文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伤情绪，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中国古代文人精英的情感世界。
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托马索·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提出的那种禁止感伤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像罗伯特·伯顿在《解剖忧郁》中流露出的那种对感伤情绪的厌恶。
[40]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沉浸在忧郁伤感中而获得情绪释放的做法，中国的精英文人才有可能与社会现实达成和解，虽然这种和解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作家、学者钱锺书认为，忧愁成为写作的驱动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41]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这正印证了尼采的那句话：“母鸡咯嗒，诗人感发，都是痛苦使然。”
（DerSchmerzmaerundDichterga.）[42]不过，最晚开始于汉代的这种主要以写作来抒发失意或表达受罚臣子的忧愁的做法却是中国特有的。
这一点，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独白式的《太史公自序》里就曾经提出过：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43]
由此，文学创作就成了行动的替代品，用来表达当时无法实现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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