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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期历史著作以及叙述文体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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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描写的教化作用
虽然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始终在诗歌之下，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观点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以口头甚或书面形式流传的长篇英雄故事及叙事史诗，这种观点能够找到很多依据。
但是从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推崇儒学后，这种传统就没有再得到继续发展，甚至遭到了有计划的压制。
[52]《汉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段话，说话者是将儒家学说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设计师”
董仲舒（前179—前104）：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53]
将传说及英雄史诗与历史相结合的做法虽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但出现得也相当早，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文集都是由汉代那些接受过儒家教育并奉国家之命管理文学领域的人选编的，因而是与特定的兴趣、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些文集中，我们虽无法马上确定早期英雄史诗的存在，但也能够推断出来。
但也有观点反对早期历史小说的存在，且认为流传下来的史书以及历史的或伪装成历史的小说，都是建立在悠久的、带有说教性质的历史故事传统之上的。
[54]我们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著作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情节关联，这几乎可以让我们认为在这些带有说教意味的历史故事前，肯定曾有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传说或史诗。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些文本中引用了大量人物会话，这些会话或完整引用，或摘取片段。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演说传统在中国是曾经存在过的，只是这种艺术后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55]
中国历史著作的开端跟中国文学的开端一样模糊。
相较于半个世纪之前，今天的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已经清楚得多，因而恐怕不会再有人像汉学起步时期的德语地区著名汉学家佛兰阁（OttoFranke，1863—1943）那样做出如下的论断。
他于1925年写道：“存在于他们所有人（这里指的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外的中国文化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拥有了大量历史著作，从规模上看难有人与之比肩。”
[56]他的这种说法并不算完全错误，虽然其他民族拥有比中国古老得多的历史著作，但从整体规模上来看，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古老民族能够比得上中国。
“就像在其他思想领域一样，中国的天才们在记载历史方面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57]佛兰阁说得没错。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历史著作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与统治者的仪礼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避免纷争，早在商代，王室内部就形成了王位接替的规则[58]，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被任命记录这一决定程序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专家。
但我们并不清楚承担这个任务的是负责占卜的卜官，抑或只是一些负责记录由卜官主持的这个过程的人；我们同样不清楚这些负责记录的人是历法专家，还是执掌各种仪轨的人，这些人都是有据可查的早期史官中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与“史”
这个汉字的多义性密切相关，这个字发展到后来既可指“历史学家”
，也可指“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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